青釉折腹碗，唐代洪州窯（現在武昌）燒製。敞口，外腹中部有一道凸棱，弧形腹，圈足，通體青釉。還有三彩折腹碗，1960年乾縣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高7.4厘米，口徑17.2厘米，敞腹中部凸起一棱，弧形腹，圈足。通體施綠、乳白花色釉，器內以白釉為地，並有十二道綠色重條紋飾，其間夾赭色細淺紋釉。器外腹以凸棱為界，分上下兩段，乳白釉為地，中間上下自由擴散綠釉，整體色澤絢麗富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於1989年在西安東郊紡織城唐墓出土一件攪胎褐色釉折腹碗，屬低溫陶器。“折腹碗是受西方影響的器形，折腹碗器物是西方陶器，金銀器較流行的形製，折腹器對中國的影響反映在八世紀初陶器上”。唐代陶瓷器多模仿金銀器的造型，而有的金銀器模仿西方金銀器，如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唐墓出土一件鎏金花鳥折腹銀碗。何家村出土2件銀折腹碗，內部分別有墨筆書寫的“十五兩半純”與“十二兩”，口徑為17～19.2厘米，高7～7.8厘米，腹部製成折腹，可加固器身以防變形。陶瓷製折腹碗的折腹裝飾，主要是造型美觀，並不起加固作用。
白釉單柄杯，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3件，尺寸分別為：高3.3厘米，口徑5厘米；高4厘米，口徑5.5厘米；高4厘米，口徑5.8厘米。1974年潘家村新村出土，3件造型相同。敞口，口下內收，腹微鼓，足底平，上腹的一側設單柄，柄為圓形，柄上有指墊，柄下設一珠。釉不到底，露胎，胎質堅硬。這類杯以前少見。其柄部造型與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唐素麵碗形銀帶把杯、何家村出土仕女紋銀帶把杯相似，與粟特地區8世紀中葉以後出現的圓底碗形銀帶把杯相同。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在唐代粟特式金銀帶把杯章節中專門論述金銀帶把杯的淵源，還提出漢晉出現帶把器物，當時一直罕見，找不到與唐代帶把杯之間的演變關係。唐代金銀帶把杯在中國傳統器物形製中找不到演變的淵源，而在粟特器物中常見。將中國出土的金銀帶把杯分組與粟特器對照研究，有的是從粟特輸入，有的是粟特人在唐朝製造，有的是受粟特器影響製造的，帶有很深的粟特風格。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狩獵紋八花瓣帶把銀杯，從造型與紋飾看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品，應屬中國製造。在西安市曲江羊頭鎮唐姚無陂墓發現一件帶把銀杯，從造型與把柄看是按當時粟特器製造，但上麵刻有中國匠人名字，即“匠鄭卿”，證明唐時有的銀單把杯是中國匠人學習粟特器製作的。上述3件白瓷單柄杯是受粟特金銀器單帶把杯影響燒造的，瓷杯的環形把是粟特杯形器上一個特點，環形上有寬指墊，下有圓珠，用手持杯時將食指放入杯中，拇指按在指墊上，使手指感到舒適省力，下麵的圓珠起加固作用。西安市潘家村新村唐墓、河南杏園等出土白瓷單把杯，唐洪州窯也曾燒青釉單把杯，可見當時此種瓷杯較為流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還藏有白釉罐形帶把杯，高8.6，最大腹徑7.2，口徑6厘米。西安市文物商店也曾征集一件同樣造型的白釉罐形帶把杯，型略大，圓形口，鼓腹平底，腹上部裝有柄，柄與腹相連處粘有花紋裝飾，這是仿銀杯柄“接鉚”處的裝飾，施白釉，胎白，質堅硬。白釉罐形帶把杯出現屬偶然，與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素麵罐形銀帶把杯、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出土素麵罐形銀帶把杯造型相似。“考證中國出土的這2件器物的時代和產地，俄羅斯埃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山羊紋銀帶把杯和俄羅斯葉尼塞河上遊的科比內2號墓出土的纏枝紋金帶杯可作參考……”。它們之間造型接近，是粟特7～8世紀盛行器物，都是中亞係統。何家村素麵形銀帶把杯應是外來輸入品，白釉罐形瓷帶把杯就是仿此類杯燒造的，該杯的把內的特征明顯是受外來影響。
蓮瓣形花口碗在唐代成為常見的器型，南方著名的越窯、龍泉窯、長沙窯和北方著名的邢窯、定窯、鞏縣窯、耀州窯等均燒造，雖然釉色不同，但是碗造型相似。例如1974年寧波市出土越窯青瓷帶托碗，高4.5厘米，口徑11.7厘米，托高3.5厘米，小碗做成荷花形，碗托做成沿微卷的荷葉形，青釉瑩潤，胎灰白，堅硬。在西安市北郊火燒壁出土一批晚唐時代罕見的白釉“官”字款瓷器，造型十分優美，有三尖瓣、五尖瓣、寬五瓣、雙脊五瓣等，釉白閃青，晶瑩濕潤，規整，宛如盛開的白色蓮花，真是“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白如雪”。這類造型的碗多出現在唐晚期及以後，馮先銘著《中國陶瓷史》記載：“到了晚唐，碗的形式越來越多，計有荷葉形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等”。這類碗盤在唐代早期未曾發現，是受當時金銀器碗的影響而製作的，按器壁造型又稱多曲碗。西安市西郊何家村、西安市東郊沙坡村、西北工業大學、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塔基、陝西省銅川市背陰村、陝西省藍田楊家溝等出土了相當豐富的金銀碗等，其造型相近似。特別要說明的是1970年西安市西郊出土的纏枝紋銀碗，高4厘米，直徑11厘米，碗體八曲瓣，花形腹微曲，較淺多棱，喇叭形圈足，足底施聯珠紋，器腹內外凹凸起伏明顯，碗內心有兩層聯珠紋，外繞以八出忍冬纏枝紋，錘擊成型，花紋平鏨，紋飾塗金，從造型紋飾分析，為粟特銀碗，或者是仿粟特銀碗造型。當時粟特手工業和商業發達，其手工業品與其他商品通過絲綢之路輸入中國，因而粟特文化對內地影響大。由於中國人與粟特人的生活習俗與審美觀念不同，中國人在使用中為適應自己的需要進行了改變。多曲式碗早在公元1世紀中亞已經使用，後被中亞粟特器工藝繼承。從西安西郊纏枝紋銀碗到各地出土的多瓣形銀碗，在時間上有早晚的差別。而在廣東遂溪邊灣村南朝窯藏中發現一件多曲銀碗，其造型為花瓣口，在銀碗口沿上刻一行阿拉伯銘文。這種文字於4～5世紀時曾在粟特地區流行，經過研究考查應定為6世紀器物。在山西太原發現的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槨上，後壁彩畫石刻宴飲圖中，對坐男女宴飲，觀舞圖中就持多曲杯。將不同的同類銀碗進行排列，可以看出這類銀碗的多曲造型由多而密向少而疏發展，由分瓣凸鼓與內棱深凹向分瓣不明顯發展。到8世紀中葉以後多曲碗為四瓣，五瓣，或更多，有的在口沿處分瓣形，在腹部不分瓣或分瓣不明顯。在模仿和改造中，工匠將多曲略加改變，成為花瓣型，如同花朵的銀碗在中國流行。多曲形金銀器皿雖然在唐代流行，前期與以後的多曲碗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薩珊、粟特式，後者為四瓣、五瓣藝術花形，更具活力，更接近生活，把鮮花移植到日常生活品上，更具美的藝術效果，完全中國化了。唐代的瓷器花瓣型碗就是按照當時金銀器燒製的，帶有粟特、薩珊銀器風格的中國化瓷器，唐代多曲瓷碗主要是在晚唐燒製。江南地區的越窯是青瓷器的代表，陝西省唐法門寺遺址出土一批有明顯紀年的秘色瓷，確切年代是唐懿宗鹹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之前，即迎佛真身到大內之前，應屬晚唐時期。1978年浙江寧波市和義路出土越窯青釉帶托碗，1980年浙江臨安縣唐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窯青釉五瓣碗，均是唐代越窯的代表作品。直到五代、宋，這種造型的碗還在流行。在遠離越窯的內蒙古哲裏木盟遼國公主墓同樣出土越窯秘色瓷花瓣口青瓷碗（相當北宋時期）。北方瓷器也是如此，例如陝西省耀縣黃堡窯遺址也出土晚唐到宋代青釉花瓣口瓷碗，五代時期遺址中發現青釉碗、洗杯等器中，多曲型也相當豐富，有口與腹多曲，凹凸明顯，與外來的多曲銀碗相近，例如Ⅰ型Ⅴ式碗851VHliB，十曲口與腹，圈足，內外施青釉，內底劃雙層菊瓣紋，壁上劃卷草紋，口徑15.2，高4.3，足徑7.6厘米。還有青瓷盞，D型I861VT648.這類碗盞數量都很多，也是多曲，凹凸不明顯，僅有5瓣，如同花朵，這明顯與外來金銀器碗差距加大，接近國內生活習慣。
瓷長杯，唐代流行，很多著名瓷窯均有燒造，例如長沙窯。1983年湖南長沙窯共出土18件瓷長杯，其中藍家嘴遺址出土的一件，薄胎，杯口作海棠形，杯心印蓮花，喇叭形圈足，施青色釉，器高6，最大口徑13.4厘米，底徑5.2厘米。上海博物館藏越窯青釉海棠式長杯，高10.8厘米，口縱23.3，口橫32.2，足徑11.4厘米，敞口，斜腹，圈足外撇，在口沿外稍稍內收，腹壁也呈弧線下收，整體造型規整，線條流暢，酷似一朵盛開的海棠花。還有1978年浙江省臨安縣晚唐錢寬墓出土“官”字款白釉海棠長杯，高6厘米。杯口平麵呈近似橢圓形，弧形淺腹，腹壁有弧形內凹棱，喇叭形高圈足，內外施滿釉，瓷胎質白。在陝西省耀縣黃堡窯出土兩件青釉長杯（86IVT5：19），均殘，橢圓形，近似耳杯，斂口，口沿四曲，腹部橫曲，內外施滿釉，釉色青綠，有開片紋，玻璃質感強，底上有釘支燒痕，長10.4，寬6.1，高3.3厘米。當時著名的北方邢窯、定窯等都燒製。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一件玉八瓣形長杯與水晶八瓣形長杯。故宮博物院藏玉人物紋長杯，高4.9～8.5，口徑8.5～14.9厘米，玉質呈青色，局部有白斑，口為橢圓形，腹下收，底有圓形足。腹外陰線刻人物，衣著分別為褒衣、博帶衣，盤腿坐或跪踞於席，作飲酒暢談狀，近足外飾卷草雲紋一周。這類杯還有青銅、玻璃等器，銀質長杯多見，在陝西省有西安市城區出土的鴻雁黃鸝紋銀長杯、雙魚荷葉紋銀長杯、摩羯紋金銀長杯、鸚鵡紋銀長杯，耀縣背陰村出土一件銀長杯等。在唐代李壽墓與懿德太子墓、房陵大長公主墓的石刻棺槨和壁畫中有侍從手持長杯圖，其出現與流行時間應是8世紀中葉以後到9世紀，在金銀器長杯中分瓣為豎向“分瓣”式與橫向“分層”式，唐代流行，備受上層貴族的喜愛。《中國聖火》一書的《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舞樂圖〉散記》一文與《唐代金銀器研究》中的《薩珊式金銀器多曲長杯在中國的流傳和演變》一文中介紹，在我國新疆庫車克孜爾第38窟主室頂4世紀（十六國時期）壁畫中，供養人手持的長杯是我國發現較早的，還介紹在山西大同南部北魏遺址出土八曲銀長杯並研究論述長杯的發展。“從中國出土的遺物和上述學者的研究，我認為多曲長杯是產生、流行於薩珊的銀器”。在出土北周、隋時期的安伽、虞弘、史君等墓的石榻屏風與石槨上雕刻圖中就有手持長杯的中國舞樂飲宴。這類銀杯傳入我國後為了適合習俗與實用逐漸改進，形成一類“曲瓣不那麽明顯凸鼓，曲瓣減少至四曲”的造型。唐代中晚期流行的金銀器長杯是受薩珊影響，製作並經過藝術改造，上述發現的銀長杯均是帶薩珊風格，瓷長杯是仿金銀長杯燒製的。
白釉雙柄壺，高31.5厘米，口徑5厘米，底徑8厘米，最大腹徑14厘米，西安市東郊韓森寨唐墓出土。盤口，細頸，斜肩，上鼓腹，下腹收，平底，在肩上有雙龍柄相對應，嘴銜口，施白釉至下腹，這是唐初盛行的器皿。還有三彩雙龍柄壺，陝西省博物館藏一件。從考古資料中看，在隋唐以前未見此類的壺，也不見它有演變發展過程與來源，但從壺體部分和柄看，與當時的雞頭壺相近，若把雞頭壺的雞頭流改為龍頭柄，與相應的柄對稱，即雙柄壺，“雙龍耳瓶的器形也同樣可以看出是在雞頭壺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胡瓶的特點”。這是一個突變，從實用角度與傳統觀念看，不是中國人的習慣，它是受外來影響形成的，造型美觀，挺拔端莊，帶西域風格。雞頭壺是三國末年越窯、甌窯的一種新產品，以後江南各地瓷窯都有燒製，雞頭壺是在罐子的肩對應裝飾雞頭與雞尾，雞頭係實心，均起裝飾作用。東晉時期壺身變大，前裝雞頭為引頸高冠成為流，尾部改為圓股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貼上腹。到東晉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飾龍頭。南朝器身修長，更偏於實用，隋、初唐時期，其演變趨勢為雞頭由小到大，趨向於寫實，壺身由矮小到瘦長，係的形式由條狀到橋形等，這時的雞頭壺壺身較南朝更為瘦長，壺口更高，頸更細，雞頭為公雞打鳴狀，柄仍保留南北朝時期的龍形柄。雞頭壺主要在南方流行，到隋與唐初南北均流行。西安地區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李靜訓墓出土的雞頭壺與杭州靈隱寺香料廠初唐墓出土的雞頭壺為代表作，是中國傳統的器物。中亞地區木鹿發現一座大型方磚坯建築的佛教“？堵坡”，同時還發現一件高46厘米的雙耳陶瓶，屬6～7世紀，上麵施多色彩畫，內容為盛宴、狩獵、生病與出殯的場景。從人物形體、臉型、衣服、繪畫技巧看，與古代中亞繪畫一樣，雙耳（柄）的上端接口沿下，下端與肩部相連，耳（柄）近口沿處有一圈凸起。“都使我們得以確信，木鹿的彩繪陶器是當時生產的，並不是從某個薩珊王朝統治區輸入的”。雙耳（柄）瓶在當地使用較普遍，早期也曾出土，如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意大利出土墨繪式彩陶雙耳瓶2件（高31.2厘米與39厘米，公元前6世紀），巴黎國立珍寶館藏意大利島爾西出土墨繪式彩陶雙耳瓶與紅繪式彩陶雙耳瓶（分別高33厘米與56厘米，公元前6～前5世紀），可以說在中亞很多地區使用，並源遠流長。隋、初唐時期傳入中國，很快被吸收，與雞頭壺結合形成一種新造型的壺，還有一類雙腹雙柄瓶（壺），出於西安郊區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李靜訓墓，盤口，長頸微縮，雙腹體即雙聯，下部各收，平底，雙柄為龍首形，其銜瓶口，下與雙腹的肩部相連，通體施白釉，造型奇特，是由單腹瓶變化而來，從柄（耳）與腹看，單腹與雙腹為一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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