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百多年前，在那個“紅塵中一二等風流富貴之地”，人聲鼎沸、車船輻輳、官兵嚴陣。城門的司閽凶悍暴戾，把鐫刻著“洪武”的大印高高舉起、重重壓下，整排整排為即將要遷移北去的眾生刻記下命運的“鋼印”。當已然宣判移民們與家鄉的資產田地銷去了關係，那公家人還時不時高喊：不準帶譜、不準修譜、不準返回原籍！
到處是哭泣與哀嚎。有的說是江豬（朱）吃人，不得不去江北躲避，有的說是紅蠅（巾）毒蟄，不得不離蘇州遠去；還有的人用尖刀割裂小趾趾甲以為今後認祖歸宗的憑據，仿佛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發生的事情。人們說“苦啊，再也回不來了。”
六百多年前，這裏是蘇州的閶門。六百多年後，人們口耳相傳著“洪武趕散”的事跡。
二
就在朱元璋奪取政權之前，蘇州曾被一個叫“張士誠”的起義軍領袖占據。這個江北鹽販出生的草莽英雄，在境內蠲免賦稅、興修水利，發展農桑，疏浚河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朱元璋為了統一天下，圍攻蘇州十月之久方才拔除，可見江南士紳對士誠的擁護。而大明建立之後，江南子弟特別是蘇州百姓懷念故主的情思有增無減。
自封明教教主的洪武大帝不能容忍，蘇州方言竟然用“講張”來逐步代替閑聊；不能容忍市民以敬香地藏菩薩的名義來祭拜小名為“九四”的敵人。一旦有不知內情的悍吏查問，百姓便說那是“久思香”乃至“狗屎香”。
好吧。既然你們對一個鹽販如此感恩戴德，就讓你們到他的鹽堿之鄉，去世世代代承擔忠於信仰的代價！
趕，是統治者高舉的皮鞭，是原住地界刻意的重稅，是不得複返的聖旨與勒令。
散，是背井離鄉的淚水，是家族四分的無奈，是試圖摧毀人們精神家園，消解業已成形文化的專製與野蠻。
朱元璋安頓了。蘇州城二百多萬民眾連同鬆、嘉、湖、杭等地的人口導入，給殘破蕭條、人煙稀少的江北帶來了新的生產力。更重要的是，威脅大明之“圖騰”下的小民被趕散了。閶闔，是傳說中的天門。可蘇州移民要去的地方難道就是人間的天堂嗎？
三
在近乎發配的移民中，當權者關注的並不局限於城民的不忠，還有對財富的巧取與豪奪。江南最富者蘇州，蘇州最富者閶門，如果沒有富裕之家帶頭，又如何推動洪武“損有餘以補不足”的國策踐行到底。我們有理由相信，曆史的推進，總有一部分人要付出犧牲和代價，隻是這太苦、太難。
蘇州的移民們再見不到市井裏巷的小橋流水，卻要麵對廣袤荒蕪的灘塗濕地，再聽不到昆曲昆腔的水磨柔音，卻要適應下河淮調的淒切強勁，再用不到發達市場的商賈淫巧，卻要擔憂靠天靠海的營生之計。
他們兩手空空而去，除了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裏來”，還能依憑什麽來鼓舞起生存下去的勇氣？！
顯然，曆史證明了他們的堅強。
一旦“苦”成為了一種心靈的動力，他們便在精神上重建起自我的家園，這使得蘇州的移民有著以過去失家之苦的願力，去承受當下生存之苦的倔強，那種張揚生命、謳歌生活之偉大的強音從不曾斷絕。
你看，走在移民隊伍裏的施耐庵，安居於興化的草屋中，總結著農民起義的點滴得失，著就不朽《水滸》的千古奇說。客寓揚州的鄭板橋在吟詩畫竹，踐行著“民於順處皆成子，官到閑時更讀書”的吏治哲理。遷居高郵的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創造訓詁學界雙峰，正是父子倆援引堯舜舊例，聯合扳倒大貪和珅，一時鳳鳴朝陽。而在那感天動地、大悲叫天的淮劇藝術裏，難道沒有融入過蘇州移民開創江北家園的堅忍與執著、挫折與自信、奮鬥與誌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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