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傳說家喻戶曉。

    洪荒時代，帝堯命令鯀治理洪水。據說，鯀采用“堵”和“塞”的辦法，結果耗費九年仍水患不息，勞而無功。

    九年的時間，在曆史長河中可謂彈指一揮，但對於一個治水者來說，用它來明白實踐的錯誤卻是綽綽有餘了。我們沒有理由批評操作者的不智和頑固，而符合邏輯的解釋恐怕是堵和塞絕非一無是處，並且起碼在一個時期的確卓有成效。以大地之災難聯想到人心之“洪水”，是否也有同樣的規律呢？

    公元1573年，明萬曆元年，張居正在權力鬥爭中擊敗對手，取得“首輔”地位。這時，剛剛繼位的皇帝年僅十歲，秉筆太監是與他同乘戰車的政治盟友，而兩位皇太後則太需要群臣的領袖來為皇帝、帝國穩住繼續前行的方向。於是官僚們安穩地看見舵上那稚嫩的小手，同時也明白，還有一隻大手緊握其上，慢搖穩擺。就這樣，曆史給了張居正十年。

    然而，經過標誌著新時期的燈塔，明帝國那艘大船已運行將近兩個世紀了。官吏是國家機器中各個環節的部件，但有的早已不再轉動，有的迅速腐朽。至於部件與部件的響應，上級與下級的關係，時人則借用婆媳來做了俏皮的比喻——盡管婆婆嘴，也不進媳婦耳。想必正是功能的衰竭才使得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自然災害諸多病毒變得如此可怕凶猛。

    與此同時，時代的精英們也從未停止過思考乃至療救的實踐。

    海瑞在說，現在的墮落、頹廢、苟且是不能遵照過去的標準為官做人的表現。建國初期，那種生機勃勃、團結奮進的激情歲月與海瑞的回憶始終做著交相感應。隻要海瑞還在官場踐行模範官僚的角色，他就義無反顧地宣揚，現在要變成過去。換言之，海瑞情感和理論的出發點，在於人心中的國家信仰走向虛弱。

    李贄，無疑是那個時代最誠實的孩子。他膽敢打破表麵和諧的氛圍，指斥儒教理學，大聲喊出那是“皇帝的新衣”。他公開宣稱人性自私，而義理蒙蔽了“童心”。我們看到他是那麽勇於破壞舊世界，但卻從未建立起一個召喚戰士的新天地。或許正是因為找不到出路，李贄最終選擇自刎來結束痛苦。

    戚繼光能夠成為一代名將，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深藏心底的人生哲學。他決不去感發為何“以文製武”的牢騷，隻在現實社會允許的範圍內，做堅持不懈地改良；與首輔的親密關係，既成就了他的事業，也為後來被皇帝拋棄埋下了伏筆。但我們能不承認“以文護武”，與攝政權力保持和諧，是深通時務之舉嗎？

    而張居正握著不可鬆手的舵，無疑站在了風口浪尖。他深刻認識到“天下之事，極則必變。”麵對帝國病症，他厭惡左派、右派的口水“憤青”，不大話理想，不怨天尤人。在他看來，一個偉大、富強的帝國，是“做”出來的！帝國巨人要想煥發力量，首先需要各級官吏們落實、落實、再落實。整頓吏治，決不是本末倒置地把端正自覺履職的赤誠當作對象，或是空談什麽凝聚團結；而是提綱挈領的執行力建設，隻有把事情辦成，辦好才真正看得見、摸得著，甚至反而可據證斷言：那就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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