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曰：“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薦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宜聽兩府辭賞為便。”
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無幾，而惜之不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爾。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
光曰：“常袞辭祿位，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耶？”
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耶。”
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
介甫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出，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蜂起，遣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
介甫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為多？”
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而得比普等乎？
……
從旁觀者的眼光看，這場爭論無異於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抬杠”。司馬光的提議，王安石若能隨聲附和，極力讚同，此次祭天的活動將會因為有執政大臣旰宵殷勤的美意而成為臣工們冠冕堂皇的學習材料。兩府首揆認同一致無疑也為今後行政事務順利推動提供了融洽協商的橋梁。
然而，仔細推敲司馬光“節省冗費當自貴近始”的提議，隻要涉世稍深的人便會明了這其實是無稽之談。
國家冗費多源而浩大，其中牽扯的內應複雜繁多，豈是一兩個大臣在一兩次活動中的節儉舉動所能補漏於萬一？既然杯水車薪無關疼癢，那麽又有幾多號召力來鞭策業已因循守舊的昏官懶吏？歸根結底，司馬光無非是想向君父傳遞作為臣子的一個信息——作為臣子，我很懂事，我是為君父的家國著想的人。
不曾料到，王安石既不表示讚許，又沒有保持沉默，而是直接加以否定，站在徹底解決一切問題的製高點上宣稱：“民不加富而國用饒。”相形見絀，王安石早已是有備而來，居然把整個朝廷無數官吏幾十年來的老大難問題一言以蔽之。這不僅體現出司馬光忝居高位，與介甫同為輔臣，卻救弊乏術、治國無方，更暗示司馬光的提請大有沽名釣譽，獻媚求寵之嫌。雖然他引經據典，反駁力爭，把道德的話題說得水漲船高，給人的感覺倒是越描越黑。
顯然，司馬光是猝不及防的。心中的惱怒又不能發作，樞密院的領袖等同受到了羞辱。人性的弱點似讓我們也有理由大膽推測，這使得司馬光在一開始就不可能在心理上接受王安石的變法。肯定王安石，就是否定自己，他隻有在主觀與實踐中走上一條否定新法，打倒新法的人生之路，才能保護自己的尊嚴，才能堅持對自我的肯定。無怪於司馬光臨終前要一股腦兒地推翻新法，而不顧實事求是大臣們的忠言直諫了。
可介甫開罪的，又何止是司馬光呢？
孤 獨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乘坐一葉小舟第二次走在趕赴汴京的路上。江水平靜澄清得如同一匹白綢，隻有蘭舟駛過的地方才泛出兩行漣漪。遠處酒樓上的招簾隨風飄揚，水洲上的白鷺拍打翅膀，相對鳴叫著，一高一低，此起彼伏，翩翩起舞。綠色又回到了江南大地，好一派生機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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