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母親去世後，正值少年的孔子竟把靈柩停放在輻輳八達的路口，癡癡地詢問著父墓的所在。我們已不能知曉，是否是母親生前擔心孩子尋父的念頭而深“諱之”，也不能明了，孔子那跛腳的異母兄長對側室與父親的合葬持何種態度；但天真的孩子顯然有著讓早逝的父親重新與母親永在一起的願望，這恰恰正是孔子深愛父親，要為家庭權威合理性、圓滿性正名的最好體現。而“我”就是父母的孩子，“我”也就理所當然的在權威庇護之下，找到了心靈的歸屬。
觀察到這個細節，一條心路脈絡清晰可見。孔子的理想追求其實就是對追尋父親，期盼完整親愛的投影，他們的內在結構完全一致。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直，其為仁之本與！”這段在《論語》第一章便出現的話，再明白不過地揭示了這樣的邏輯關係：父母是權威，一個不侵犯父母的人，也就不會侵犯權威，也就不會侵犯主子或君王。這是仁者的根本。好一個“一以貫之”！
縱視孔子的言論，我們便能體會到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對過去的向往。孔子，是用理想的追求來安慰無父的人生，實現了思想感情的升華。命運，就這樣把仁者送上了理想之路。而讓一個以懷念過去為人生動力的人來擔負複古的重任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
接著，理想首先要麵對現實這堵牆。孔子在明確人生目標的同時，他其實也是在向這個社會宣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試圖改變人能適應社會，而社會不會適應人的規律！一個被萬千麻木、野心等等非類己包圍的靈魂，就如同夤夜裏難得的一顆明星，毅然要突破黑暗的封鎖！但勇氣更需要力量。
拿破侖說：“世上隻有兩種武器：思想和利劍。”與此相對應，思想的要義在於感化，而利劍則意味屈服和強迫。孔子沒有選擇後者，在他看來，即便是用政令與刑罰，民眾也會苟且而缺乏廉恥。毫無絕期的混戰是用他人的痛苦來換取低垂的頭顱，秦的短暫統一驚人般證實了這種社會的不和諧性。
顯見，一切問題都歸結為人。周文的疲憊，在於禮樂的形式與其內涵之間出現明顯的斷裂。曆史在發展，而禮樂形式的變化其實並不大，關鍵是人肆意妄為改變了其真實含義。假定人人都能有一顆“守道”之心，那麽理想社會立至的。
以此推之，隻有“克己”才能做到“守道”。但“克己”孤立地指向個體，缺乏廣泛的人際鏈接，必然滑向蒼白的說教。所以需要有一種推動性力量，使“克己”成為一種普遍的群體意識，通過不斷擴大群體範圍，從而最終在“知”和“行”兩方麵均達到理想社會的要求。
這種力量就是仁者之心。
直觀地看“仁”，從“人”從“二”。《中庸》、《孟子》給出了“仁者，人也。”的判斷。可見，仁的價值意義指向人與人的關係。前一個人代表“我”，後一個人代表“他”。孔子又說：“仁者，愛人。”也就是“我”“愛”“他”。而“我”和“他”的概念又具有同一性，隨著“我愛他”的不斷複製，最終就自然形成了以克己為內涵的群體意識。更進一步講，“仁”的本質是個體思想主張謀求認同的力量。這從孔子關於管仲的一段評論可以得到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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