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烽火台上，君父用謊言式的玩笑一次次羞辱了他的臣子，申侯便牽引著犬戎的軍隊殺進鎬京，“狼來了”的故事終於得到了應驗。當圍觀的諸侯們獲知，是臣子割下了君父的首級，那早已難耐的野心就從潘多拉魔盒中跳出，褻瀆權威似乎是衝破禁忌，實現稱霸發展的必經之路。一個新的時代就像洪水衝垮堤壩似地到來了。
漸漸地，王畿被蠶食，王室所能控製的不過是遷都後的百裏之地。原本護駕有功的諸侯竟也桀驁不馴，從“周鄭交質”到“周鄭交惡”，最終“射王中肩”，把王軍打得落花流水。天下的共主從此衰弱得像可憐的老人，要靠向不孝子女們的“告饑”、“求金”、“求車”等等乞討來苟延殘喘。“子女們”要會商利益，“父親”召之即來裝點造勢；分贓結束，“父親”既難得到一杯羹，也早已無臉麵可言。至於“尊王攘夷”的號召，則更是新時期諸侯們謀求“龍頭老大”地位的高明手段，這樣的處理使“國”看上去還像個“家”。
與此同時，覬覦、僭越、竊弄，像瘟疫一樣向下蔓延開來。霸主們做著周王的主，卿大夫做著 國君的主，陪臣們又在做著卿大夫們的主。田氏代齊、三家分晉，敢於挑戰權威成為了時代的特點。孔子所在的魯國也沒有避免這個劫數，號稱“三桓”的公族勢力控製著國家命脈，“公室卑、三桓強”的局麵至魯國滅亡都不曾改變……
初讀春秋，便感到那個混亂的時代會把“克己複禮”的重任交付於孔子，是甚不合情理的。
《論語》裏，學生們“問孝”的請教，孔子具體到“父母唯其疾之憂”，但他本人卻是一個三歲就失去父親的庶出之子；那麽，這位來自不健全家庭的孩子，憑借什麽能夠提出對父母不恭敬就不能與犬馬相區別的人生體會呢？
司馬遷史筆如鐵，他用“野合”來形容孔子父母的關係，不論其意味苟且，還是因年齡差距過大而名之，起碼給幼小心靈的印象不是一個“名正言順”的圖式，似乎也並不能很好聯係上“陳俎豆、設禮容”的兒戲默化。
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避難陬邑的宋國流亡者乃是殷商的孓遺——一個先祖為現世統治者所滅之人，竟定下了為周朝製禮作樂的畢生追求，並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是什麽使這位沒落的貴族修成了仁者之心？
如果說，父親的形象象征著“主人”和“權威”，那麽我們有理由做這樣的論斷，春秋其實是一個“無父”的時代。因為“主人”常常徒有虛名，“權威”往往沒有權力和威嚴。《左傳》裏“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的表述形象生動地概括了當時的情況。而孔子，正生活在這樣一個無父時代中的無父之國。不幸的是他擁有的也是一個無父之家。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們，兒童的成長需要父親的權威，一個男孩隻有在不斷反抗和接受父親權威的過程中，才能逐步確認自我。對於幼年的孔子來說，父親的位置缺失，成長的參照幾乎全部來自於母親。於是質疑便不可避免，單親家庭的孩子如何能成長為一個正常的乃至於偉大的男性？
要知道，一個不懂事的孩童，首先並不會接觸到虛偽形式後的內涵，也不可能如此快地就開始體認這個無父的時代。倒是“周禮盡在魯”的熏陶成了先入為主的感性認識，並有資料顯示，他的母親“豫市禮器，以供嬉戲”，為孔子明確人生道路創造了條件。
而這些幼時的感召絕不僅限於培養出了一個精通“禮”學的儒家，更是心誌體係建立的基石。孔子的悲哀在於自己的父親其實隻存在於過去。一個孩子對應該得到但沒有得到的東西，是斷然不會用兩可或是辯證的眼光去看待，更何況是父親的愛！？過去總是最美好的認識就由此而來。於是，代表權威的父親形象逐漸高大，這直接導致正在成熟期的孔子，心中充滿著渴望父愛與家庭殘缺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潛意識被長期壓抑和堆積，同時與不斷成熟的對現實社會的認識交相感應。最終，無父的痛苦掙紮衝破前意識，以追尋家國理想的形式到達意識層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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