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名子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九載，與四十歲以前泅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清】曾國藩家書
白話
弟弟請我時訓示，為兄自問近年來，得力於一個“悔”字訣。過去自負，以為自己的本領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每看見別人的不是。自從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後，才知道自己沒有什麽本領。什麽事都看得見別人有幾分對的。所以自戊午到現在九年裏，與四十歲以前完全不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是發奮自強，站得住的意思。達，是辦事周到，行得通的意思。
家訓史話
曾國藩說提到的“丁已戊午大悔大悟”是什麽情況呢，指的是鹹豐7年曾國藩覺得得到的待遇不公正，對清政府心懷不滿，先是聞訃上奏而不待諭旨，徑直棄軍奔喪回籍；繼而假滿不回江西軍營，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撫之權，否則寧可在籍守製。
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此舉皆有違臣道，有違友道，與其理學家的身份頗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滿。其時，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對其大發議論，“肆口詆毀”，引起社會輿論的共鳴，“一時嘩然和之”。曾國藩心虧理短，有口難辯，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給郭昆燾的信中亦稱：“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於是，在朋友的啟發誘導下，曾國藩對自己數年間的言行，進行了全麵、深刻地反省，從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張，於處事處人，尤其對清廷的態度與對策，進行了一番全麵調整。例如某宰相雲雲，關鍵不在其怎樣說，而在清朝皇帝如何聽，說到底也不過是個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問題。既然不能改變這種客觀政治環境，而要成就大業，一展宏誌，也就隻有改變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況自己也確有錯處。他在家信中說：“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唯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何及。”又在給郭嵩燾的信中說：“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鹹豐）六、七年間浩然不欲複問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當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權的做法，更屬荒唐，絕非一代名儒所應有之舉，即使純然公心亦不當如此。所以，曾國藩自此之後，恪守臣道，不違友道，其事業能夠獲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與這次大徹大悟、改弦易轍有很大關係。
古訓今鑒
曾國藩的大徹大悟所悟到的就是之所以官場失利，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也與自己的個性、脾氣、氣質、風格上的諸多缺陷有關。回想自己以前為人處事，總是懷著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自以為居心正大，人濁我清，因此高已卑人，鋒芒畢露，說話太衝，辦事太直，當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自此以後，曾國藩思維方式發生轉變，不提。
我們今天與人打交道，自是不能剛愎自用，以自己為中心，處處批評指導。“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按這句聖人之言去做就好，不必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