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轉型時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後大約30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在這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就前者而言，主要變化有二：一為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及學會等製度性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一為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出現。至於思想內容的變化，也有兩麵：文化取向危機與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
新的傳播媒介
（一）製度性傳播媒介的出現與成長
1.報刊雜誌
1895年以前，中國已有近代報刊雜誌的出現，但是數量極少，而且多半是傳教士或者商人辦的。前者主要是有關教會活動的消息，後者主要是有關商業市場的消息。少數幾家綜合性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循環日報》，又都是一些當時社會的“邊緣人士”，如外國人或者出身買辦階級的人辦的，屬於邊緣性報刊（marginal press），影響有限。
1895年以後，最初由於政治改革運動的帶動，報刊雜誌數量激增。根據布裏滕（Roswell S。Britton）的統計，1895年中國報刊共有15家。1895-1898年間，數目增加到60家（我個人的統計是64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時代數量更為激增。根據當時《中國年鑒》（China Year Book）的估計是840家，《申報》認為有1134家，而1917年美國人伍德布裏奇（Samuel I。Woodbridge）在《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Sin-ica）給的數字是2000家“注釋1”。據胡適的估計，僅是1919年，全國新創辦的報刊大約就有400種“注釋2”。由此可見轉型時期報刊雜誌增長速度的驚人。
同時，新型報刊雜誌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紳階層，言論受到社會的尊重，影響容易擴散。因此，這種新型報刊可稱之為精英報刊（elite press）。此外，這些新型報刊的性質與功能也與此前的“邊緣性報刊”有很大的不同：它們不但報道國內外的新聞，並具介紹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會意識的作用。
轉型時代的傳播媒體，除了報刊雜誌之外，還有現代出版事業的出現。它們利用現代的印刷技術與企業組織大量出版與行銷書籍，對於當時思想與知識的散布以及文化的變遷也是一大動力。例如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有三大書局之稱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都是在轉型時代成立。當時它們廣泛散布新知識、新思想的一個重要管道，就是替新式學校印刷各種教科書“注釋3”。
2.新式學校
大致說來，清朝這一段時期，書院製度比起宋明時期大為衰落。十九世紀以後，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結束以後，書院製度才有複蘇的趨勢。但是教育製度大規模的改變，是1895年以後的事，首先是戊戌維新運動帶來興辦書院與學堂的風氣，設立新學科，介紹新思想。1900年以後，繼之以教育製度的普遍改革，奠定了現代學校製度的基礎“注釋4”。一方麵是1905年傳統考試製度的廢除，同時新式學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學製與吸收新知識為主要目的。當時大學的建立，在新式學製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它們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溫床與集散中心。因此，它們在轉型時代的成長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由1895年至1920年代，全國共設立87所大專院校。據估計，截至1949年為止，中國約有110所大專院校，因此可以說其中五分之四創立於轉型時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87所大專院校內，有21所公私立大學，幾乎包括了所有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大學及學術思想重鎮，如北大、清華、燕京、東南諸大學。可見轉型時代是現代教育製度興起的關鍵時期“注釋5”。
3.自由結社--學會
所謂學會，是指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了探討新思想、散播新知識並評論時政的自由結社。中國傳統不是沒有這種學術性與政治性的自由結社，晚明東林複社、幾社就是顯例。但是清朝建立以後，講學論政的結社為政府所禁止，雖然士大夫之間仍然時有“詩社”這一類文學性的結社，但政治性的結社則幾乎絕跡。1895年以後，隨著政治改革的開展，學會大興。從1895-1898年，據初步統計，約有76個學會組織“注釋6”。以後就整個轉型時代而言，雖因資料缺乏，難以確計，但從許多零碎的報道可以推想這種結社一定相當普遍。因為一般而言，學會這種組織並不需要相當的人力與物力才能實現，它隻要一群知識分子有此意願就可以成立，而我們確知當時知識分子集會講學論政的意願是很普遍的。因此，就傳播新思想、新知識而言，學會在當時的重要性不下於報刊雜誌與新式學校。
在轉型時代，報章雜誌、學校與自由結社三者同時出現，互相影響，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傳播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峰。
長遠看來，這三種製度媒介造成了兩個特別值得一提的影響：一個是它們的出現是二十世紀文化發展的基礎建構（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啟端，另一個就是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的展開。
近年來，中外學者常常討論所謂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中國近現代出現的問題。因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央政府權力的萎縮，地方紳權的擴張，接管許多地方公益事業，同時外國租界在許多城市出現，形成一些“國家機關”以外的公共領域。但我認為這些發展都隻是導致公共領域的間接因素，而上述三種製度性的傳播媒介的出現才是直接因素。根據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對歐洲近代早期公共領域形成的典範研究，公共領域之出現直接反映了兩種現象：政治參與和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意識“注釋7”。轉型時代輿論之形成，也正好反映了這兩種現象。那時，在一個沒有正式民主製度的社會裏，報刊雜誌、學校與學會都是政治參與的重要管道。同時，這些製度媒介，不論是透過傳統儒家“公”的觀念或是新的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觀念，都是以理性的討論來表達批判意識。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三種製度媒介所造成的輿論，代表公共領域至少在轉型時代有相當程度的出現。
（二）新的社群媒體--現代知識階層的形成現代知識分子是什麽樣的人？這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大約而言，知識分子是一群有如下特征的人：（1）受過相當教育、有一定知識水準的人（此處所謂教育不一定是指正式教育，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學的錢穆、董作賓等人），因此他們的思想取向比一般人高。（2）他們的思想取向常常使他們與現實政治、社會有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3）他們的思想取向有求變的趨勢。
若與傳統士紳階層相比較，更可襯托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就其與現存的社會結構而言，傳統士紳是與他們來自的鄉土社會有著密切的有機關係。他們是當地社會的精英，不但在地方上具有各種影響力，而且參與地方政府，發揮許多不可少的行政與領導功能。而現代知識分子多半脫離了他們本鄉的鄉土社會，寄居於沿江沿海的幾個大都市，變成社會上脫了根的遊離分子。他們所賴以活動或生活的組織，常常就是我前麵所謂的三種製度媒介。
就其與當時政治權力結構的關係而言，傳統士紳階層透過考試製度一方麵可以晉身國家官僚，另一方麵也可留在鄉土，擔任地方領導精英，參與地方行政。因此，其與現存權力結構的互相依存關係大於相互抵觸的關係。反之，新式知識分子既因科舉製度在轉型時代初期罷廢，仕進階梯中斷，複又脫離鄉土，流寓異地，不再參與地方事務，他們既然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缺少有機關係，因此與當時政治權力中心相抵觸的可能性要大於相互依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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