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大家知道政教關係是世界上每個傳統文化都要麵對的重要問題。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中國傳統儒家對這個問題產生的基本觀點與立場。一般說來，當代學界對儒家這方麵的思想發展的討論很聚訟，大約有兩派觀點。一派是持政教一元或政教相維的看法。這種看法自從晚清張之洞提出以來，就很流行。五四之後大張其軍，可以說是學界的主流看法。另一派持不同的觀點，認為儒家自晚周開始以來就是自視為獨立於現實政治權威的一個精神傳統；因此政教二元或政教對等是儒家自覺意識的一個基本特征。我個人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他們各自不同的觀點與不同的價值；但作為一種縱覽全局的認識，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問題有偏頗。今天在這篇演講裏，我準備就政教關係這個問題，把政教一元與政教二元這兩個觀點放在傳統儒家思想發展的脈絡裏合而觀之，希望對儒家思想在這方麵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做一些分析與梳理。
我們知道儒家思想的興起是在晚周，大約公元前六世紀至三世紀的時期，但我在這裏追溯儒家有關政教關係的思想背景，卻要從殷商到周初這段時期開始談。因為我認為隻有以這一段文化的演變為背景，我們才能深入地掌握儒家思想在這方麵興起與展開的原委與意義。
二、殷周思想背景
談殷商時代的文化，當然要從它的文化核心--宗教思想開始。這幾十年來有關這方麵的討論常常為巫這個問題所吸引。我認為這些討論對於了解殷商宗教並無多少實質貢獻；因為我們現在隻知道甲骨文中有“巫”這個字，也就是說，巫作為一種宗教神職人員是存在的；但除此以外，考古學家還都沒有在甲骨文裏發現進一步有關巫的性質與功能的直接資料，是故現在關於巫的討論，多半是根據晚周以及晚周以後有關巫的文獻所作的臆想與揣測，因此我在這裏對殷商宗教的認識不從巫這個問題著眼，而仍然以甲骨文直接提供的資料為依據。
根據甲骨文的資料，大致而言，殷商宗教文化是環繞三種神靈信仰而發展的：祖宗神、自然神以及淩駕於兩者之上，殷人稱之為“帝”或“上帝”的最高神。此處無法細談，我隻想強調，這三種信仰合而觀之，反映一種在古代亞非大陸諸文明初起時常出現的一種世界觀，也存在於殷商宗教的核心思想裏，那就是一些學者稱之為“宇宙神話”（cosmological myth），它是特指一種宗教觀，視宇宙為人世秩序與神靈秩序綰合為一的整體，兩者相互參與，互相銜接，密不可分。殷商的宇宙神話大約而言有下列幾個特征：第一，這種宇宙觀有最高神：“帝”或“上帝”；但這最高神並不代表超越。他與其他神靈隻有量的差異而非質的差異。它控製自然與人類的力量大過其他神靈，但他並不像後世高級宗教那樣代表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基本特征上與人世秩序有本質的不同。因而殷人對外界宇宙的取向仍然是一元而非二元的。在他們的心目中並無一個不可思議的最高精神主宰淩駕於外在可見的宇宙秩序之上。第二，如前所述，在殷人心目中，人世秩序之外，有一個神靈秩序，但這兩個秩序是緊密相連的，也可以說，人世秩序是嵌放於神靈秩序裏，二者之間有兩個基本銜接點：家族製度與王製。第三，家族製度是殷商社會最普遍的神靈秩序與人世秩序之間的溝通銜接的管道。每個家族透過祖先崇拜的信仰與儀式，可以與過去的祖先神靈溝通，並受到他們的保佑與恩澤。這個家族祭拜祖先的儀式是由宗族族主主持的，因此在每個宗族裏，族主權威很大；他不但綜理一切有關宗族的重要事務，而且也是祭祖儀式的主祭司；也可說他是每個宗族的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在這宗族內集政治與宗教權威於一身。第四，這種政教合一的模式，不僅出現於殷商社會的基層組織--宗族，也出現於殷商時代的政治秩序的核心體製：王製。甲骨文顯示，殷王的最高權威是基於他是唯一的宗族之主，能與最高神--上帝溝通交涉；因此他也是集宗教與政治權威於一身，兼具人王與法王雙重資格的領袖。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殷王不能直接祭祀上帝，因此他與上帝的交往溝通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透過祭祖請求他已逝的祖先，在“賓上帝”的時候，為他轉達他的崇敬與需求；也可說祖先崇拜的信仰與儀式是殷王與上帝之間溝通的媒介。因此殷商政治秩序的核心與社會基層組織都有著政教合一的權威結構，絕非偶然。
根據上麵四點，我們可以看到，隻有以殷商的宗教宇宙觀為背景，我們才能充分認識殷王的權威與功能。前麵指出，他不僅是綜理人間事務的政治領袖，他也是銜接宇宙中神靈秩序與人間秩序的樞紐。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也可以了解殷王的祭祀活動有一個顯著的宇宙取向。也就是說甲骨文的資料，顯示殷人已有東南西北四方的觀念，殷王自居四方之中而取向於四方，因此有祭四方之儀節。同時他也配合時序的流轉，把一年分成四季，作當時所謂的“四風”之祭。考古學家陳夢家就曾指出，殷王祭四方與四風就是後世傳統禮製所謂“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的開始。總之，殷王祭祀活動的兩大特征：透過祭祖通上帝，與它的宇宙方位與時序取向，顯示殷商王製是整個宇宙秩序的樞紐。難怪中國人日後稱之為神器。放在古代世界史的脈絡來看，它是屬於以政教合一為特征的宇宙王製（cosmological kingship）。這種王製在古代亞非大陸文明裏代表一種典型；西從近東的古埃及與以兩河流域為發源地的西亞帝國，到中亞的波斯帝國，到東亞的殷商王朝都為這種宇宙王製所籠罩。隻有古印度文化似乎是一個例外，但它的政治文化裏也含有一些宇宙王製的痕跡。總之，隻有從這宇宙王製思想背景，我們才能了解繼殷商王朝而起的周王朝所帶來的宗教與政治思想的重大變化。
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周王朝開始，它的統治維持到紀元前三世紀。這長達八百年的周代，大約相當於世界文化的軸心時代，發生了一些深巨的思想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超越突破：殷商的上帝崇拜被天的信仰所取代。前麵提到，殷商的上帝信仰並無超越意識。這主要是因為在殷商人的宗教觀念中，上帝與殷王室的祖宗神關係緊密，分化不清。但周初天的觀念卻與周王室的祖宗神分化與區別清楚，沒有任何混淆的關係，很清楚地顯示天是一個超越萬有，至高無上，有普世性的精神主宰。
除了超越意識之外，“天”的信仰也帶來一些前所未有的道德價值意識。我說前所未有是因為在殷商甲骨文裏未曾見過道德意識的字眼。如今在周初的文獻，如《詩經》、《書經》裏，道德性的字眼，如“德”、“敬”、“孝”、“禮”、“彝”等屢屢出現；可以說，一種有別於實然的應然意識已經很清楚地浮現於周初的宗教觀念裏。
此外，隨著“天”的信仰而來，周初的神話意識也有一些重要發展。大致而言，在殷商時代，人們在宇宙神話的籠罩之下，對外在世界隻有直覺的表象感受，而沒有對這些感受的反思能力。但周初的文獻已經顯示初步的反思性，反映於根源神話（origin myth）的出現。因為後者代表人們已開始對外界表象從何來提出疑問，尋求解釋。一般說來，古代文明初起時，根源神話大約可分四類：世源神話（cosmogony），說明世界的起源；神源神話（theogony），說明神靈的起源；人源神話（anthropogeny），說明人的起源；政源神話（genesis of political order），說明政治秩序的起源。周初文獻中所見的根源神話主要屬於後兩類，前兩類幾乎是絕跡。
關於人源神話，周初主要的觀念是：人是天生；最好的例子就是詩經中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那句話。這個觀念自然使人聯想到基督教聖經中上帝造人（Imago dei）的觀念。後者代表上帝與人世在本體上是屬於兩個迥然不同的領域；上帝造人完全是由超越外在的地位，憑空而造。上帝與人世之間是斷層關係。而詩經中“天生蒸民”的生是“生育”之義，即人是從天體化生而出，因而人與天的關係不是斷層，而是銜結與延續。是故與基督教上帝造人的觀點相較之下，周初“天”的超越觀念有它的曖昧性與不穩定性，對後世儒家天人關係與政教關係觀念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在周初出現的神話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政源神話，反映於《詩經》與《書經》裏所彰顯的“天命說”。這個政源神話，後來進入儒家的核心思想，特別是關於政教關係的思想。我想對它作五點說明。
第一，天為宇宙的最高主宰，也是人世政治權力的泉源。權力的基本形式--皇權--的授予與轉移是取決於天意，這就是所謂的“天命”。
第二，周初“天”的超越性，也蘊含它的普世性：它有普世的權威，因此承受天命的周王，號稱“天子”，也應該有普世性的權威，反映在詩經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這種突顯王權的普世性，未見於殷商有關宇宙王製的甲骨文資料，而是周初天命說所帶來的一個新發展。這個“普世王權”的觀念從此變成中國傳統君主自我認同的重要一環。
第三，天命的授予與天意的抉擇是以德性為標準。從此，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也就是今天所謂的政治正當性的問題開始出現於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裏。
第四，“天命觀”不僅代表一個道德的理念，而且也代表一個曆史上原始的黃金時代，一個聖王理想曾經實現過的“堯舜三代”，因此它也意涵人類曆史上政治秩序的原始典範；這也就是日後朱子所謂“上古神聖，繼天立極”。
第五，以殷商王製為背景去看，周初的天命說帶來一些重要的思想變化，它把超越意識與道德意識注入宇宙王製，使得王位的獲得與轉移都係於帝王德性的表現，也就是說帝王的人格與施政行為都要受製於德性的審查與批判。因此在天命說裏，帝王個人的權位與他開創的王朝政權都可能失去天命因而產生變革。但重要的是，這王位製度本身不能變革。它仍然是神靈秩序與人世秩序銜接溝通的樞紐，是整個宇宙次序的中央一塊“神聖的空間”，一個神器與寶位。任何人經過上天以道德為標準的選拔，登上這寶位，掌握這神器，就是承受天命，代表天以絕對的皇權統治人世；同時他又代表人世祭祀天與宇宙的方位與時序，是人王也是法王，集統治中心以及教化與祭祀中心於一身。
總之，根據上述五個重點說明，相對於殷商的宇宙王製觀念而言，天命說當然代表一些新的思想發展。但這些新發展仍然發生在宇宙王製的體製以內，而不是發生在體製的本身。後者的神聖性仍是天命說預設的前提，而不是它的道德反思性與批判性的對象。就此而言，周初天命說就隻代表對宇宙王製的一個重要修正，而不是一個製度性思考的基本突破。這個突破的契機要等到原始儒家出現以後才產生。
原始儒家從晚周開始出現，就承襲了周初的天命說以及它的前提--天道觀，並以此基點，展開了有關政教關係的思考。關於原始儒家這方麵的思想，有兩個大趨勢，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一個大趨勢是天命說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有兩麵，一麵是天命說裏麵的德性意識的深化。大約而言，周初出現的道德意識是屬於所謂公共道德，是環繞群體意識與政治秩序而發展的。但晚周的道德觀念則由“公共道德”擴展到個人的生命與人格發展的層麵，並以此為基礎對個人與群體生命作了反思，由此深化而產生了以“仁”為代表的全德觀念。在這全德的觀念裏，政治有著核心的地位。因而在儒家的入世觀念裏，德性是兼涉個人與群體生命，而群體生命的德化就少不了政治。講到政治，原始儒家的基本典籍，如《論語》《孟子》仍然回到天命的觀念；政治必須德化，而德化的原始典範就是堯舜三代的聖王體製。但深入去看，在聖王體製的後麵，儒家的原始模式也隱然蘊涵一個更基本的理念：政治與道德精神是分不開的。道德精神必須通過政治才能進入群體生命；而政治必須以道德精神為它的存在的理由與意義的基礎。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