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中國時報》在台灣宜蘭山間的棲蘭山莊舉行了一個學術思想的研討會。我應邀赴會，由於這個機緣，我把蓄之有年的一些問題與想法寫成《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文，自那時起，這些問題與想法一直縈回在我的腦際，形成我思想發展的一條主軸。轉眼20年過去，如今我回視這段心路曆程，時間的距離使我看清楚它的來龍去脈，也加深了我對其思想義涵的認識。
該從我早年的政治意識說起吧！在台灣念大學的時代，受到殷海光先生的思想啟蒙，我是一個五四型的自由主義者。當時我對自由民主這些理念的認識很朦朧，可是生活在台灣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卻對這些理念有著無限的向往與熱情。
1959年我去了美國。在海外的新環境裏，我的思想很快有了變化。首先是“新中國”給我的震撼。在海外我聽到許多在台灣聽不到的有關新中國的消息，讀到在台灣讀不到的“三十年代”文學，我感覺第一次真正發現了中國和做中國人的意義，也第一次感到做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這些感覺對於一個長期在台灣受教育，被逃亡漂泊的心理所籠罩，缺乏“祖國認同”的年輕人，實有著難以想象的震撼。就這樣，我的思想開始左轉了。現在追憶那時的心境，這左轉的動力毫無疑問主要來自民族情感。與許多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一樣，我是在海外找到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由於它的牽引，我開始正視馬克思主義思想，思考這思想提出的一些問題。
左轉很快衝淡了我本來就很朦朧的自由主義立場，我不知不覺地進入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一旦發現了群體的“大我”，個人“小我”也無所謂了。1960年代初，有好幾年，我和殷先生雖然通信不斷，但與他所代表的自由主義似乎是漸行漸遠了。
但我的左轉並未持續太久。1960年代後期大陸上掀起“文革”風暴，使我的政治意識再一次轉向。記憶中，“文革”開始時，我正結束哈佛的學業，去美國南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那兒報紙很少登載中國的消息。但從各方零星的報道，我完全無法理解當時中國的動態。隨著“文革”運動的展開，我的困惑日益加深，覺得有重新檢討我思想左轉的必要。就在這番檢討中，幾年前我在研究所念書時的一段經驗，又重新湧現在我的腦際，不但幫助我對“文革”進行反思，而且使我在思想上又作了一次重要調整。
這就要回到1962年的冬天，哈佛大學的春季課程排出了一門新課。這新課的準確題目，現在已記不清了，大概是“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論與經驗”，由一位法學院教授與另一位校外請來的訪問教授合開。這位訪問教授就是當時名重一時的美國宗教思想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這門課的題目與尼布爾的大名引起我的好奇心，決定春季開學後去旁聽。因為這門課是排在早上第一節，記得開學那天，一向遲睡遲起的我，特別起了一個大早，冒著料峭的春寒趕去上課。課室是在著名的佛格博物館的地下室，我抵達博物館的大樓時，才知來得太早，大門仍然關著，卻見門前有一位相貌古臒、走路微跛的老者先我而到，在門前來回踱步，等著開門。他看見我，就主動與我打招呼，問我為何這樣早趕來博物館，我說是為了聽課。他接著問我準備聽哪門課，當他聽到我的回答時，就微笑著告訴我他就是那位授課的訪問教授。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正不知應該再說些什麽，博物館的大門開了，也就隨著陸續來到的學生進去入座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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