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生
張灝教授祖籍安徽滁州，畢業於台灣大學，後負笈美國。1961年及1966年先後獲哈佛大學的曆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1968年起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1998年來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學教授，2004年退休。現居美國首都華盛頓。
張灝教授學識淵博，著述宏富。其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更卓然成家，蜚聲國際。先後獲頒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及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之研究獎金、王安東亞學術研究獎金、美國胡佛研究所外國研究獎學金、和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之中國文化研究獎學金等，又曾受任俄亥俄州立大學維恩講座教授（Wiant Professorship）、弗吉尼亞州亞洲研究名譽講席、台灣清華大學之文史講座教授，實至名歸，士林欽仰。
張教授除了致力教研，對思想學術有精辟的分析和獨特的見解外，並且對時代有強烈的感受，對文化有深厚的負擔，對中國傳統有深刻的反思，對家國民族的命運有極大的關切和濃烈的同情。心存文化學術，關懷家國時代，可說是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
張灝教授治學精勤，博通中西。劉知幾言史家有三長：
才、學、識，世罕兼之。章學誠亦曰：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張教授以暢麗的文字才情，淵博的知識學問，以及精辟慎密的思考與判斷，著書立說，允稱良史。而其鑽研學問，從事研究，又能巨細兼顧，一方麵觀察入微，分析細致，卻又注目大時代，關心大問題，格局恢宏、意義深遠，有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大氣魄。
張灝教授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哈佛大學的研究，著力於晚清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衝擊之下的困境與求存之道，尤其措意，著有《倭仁的仇外角色》（“Wo-jen：A Study of His Anti-foreignist Role”）及《梁啟超與十九世紀末期中國思想之變化（“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Chang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等論文。有關梁啟超之專書《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也於1971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當時哈佛大學的晚清研究在費正清（John K。Fairbank）帶領之下，多從“西方的衝擊”之概念出發，而張書一反此觀念與研究模式存在之偏頗，強調了中國傳統在麵臨外麵衝擊時所具有的活力。中西文化對梁啟超思想的發展，張教授皆有深入的分析，但尤其著重晚清儒學中經世思想及反漢學運動對梁氏之影響。
張灝教授以清末民初，即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那一段時期，為中國思想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期”，是近代思想的“大變局”和“轉折點”，最值得學者研究。除了梁啟超之外，他也對此一時期的一些具代表性的知識分子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個案研究。他對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和劉師培的思想分析，集合成書，是為《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和意義》（Chinese Intellectual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1987年由加州大學出版。張教授在書中指出，一般西方學者喜歡用“現代化”的概念理解此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並以此判斷其人思想是進步或保守，是現代主義或傳統主義。而“現代化”之涵義則主要源自韋伯（Max We-ber）之“合理性”之概念，即把現代化說成一種通話合理安排人們的人格、技術、製度來達到控製人類環境的運動。再不然，就是把“現代化”主要和經濟發展及其伴生現象等同起來。而此兩種解釋俱以為“現代化”是與道德過程及精神傾向無涉。張教授認為以此觀念去了解中國近代思想變遷，實在有著頗大的局限性。這樣做一方麵會把近代西方文化過於簡化，忽略了其他思想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如基督教精神、無政府主義等；另一方麵卻又忽視近代中國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和超越意識，即來自中國傳統中所謂“天人性命之學”。在《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張教授強調這四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中，都具有一種道德性和精神性思想傾向的特征。以康有為和劉師培而言，道德性傾向支配著其世界觀，視人生為一“追求道德完美的至善過程”，而譚嗣同和章炳麟，其思想則以精神傾向為主導，把人生之終極思想，尋求“浸沒入原始整一”之中。此四人之思想，都深深根植於傳統，而又打破了傳統。這種既有承繼、又有斷裂的特質，正是評價近代中國思想的要素。張教授這種與眾不同（如黎文生Joseph Lev-enson主“斷裂”，墨子刻Thomas Metzger重“繼承”）、獨辟蹊徑的進路，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帶來許多新鮮的角度和精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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