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儒學後來如何發展，又被後人如何評價，從漢代起，儒學在華夏文明中的地位就已經不可動搖，在吸納了諸子百家的精華後，漢代儒學已經與春秋時的儒學相去甚遠，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敢為下先”的精神卻得到了更大的發揮，甚至更加過火。
可惜這是最後的絕唱。當理想破滅，讀書饒心態崩潰，在皇權的壓迫下轉向魏晉風度時，士饒脊梁骨就被掰彎了。從此之後，儒家不再影皇帝不行就換一個”的豪邁，隻剩下擇主而侍的委屈求全，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臣權卻一降再降，最終成為君權的奴婢。
讀書人是社會的精英，當一個社會的精英以奴婢自居時，這個社會不可能是積極向上的。相比較而言，最有擔當的還是漢代讀書人。也許是因為去古未遠，也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摧殘得體無完膚，所以有著後世讀書人難得的莽氣。
但災難已經降臨，兩次黨錮——尤其是第二次黨錮的擴大化，已經讓黨人感覺到了皇權的猙獰和翻臉無情，隻是他們還不服，反而聚集在一起，向皇權發起更強烈的衝擊。隻不過他們不清楚，因為儒學先的理想主義，他們注定不會成功，而被他們寄予重大希望的盟主袁紹此刻已經放棄了他們的理想，一心隻想建立屬於他的下。
曹操、司馬懿都是袁紹的繼承者，隻不過繼承的方法不一樣而已，一個偏左，一個偏右。
也不是所有的讀書人都沒有意識到危險，恰恰相反，試圖對儒學本身進行改革的勇者曆代不乏其人，今古文之爭有利益相爭的影子，但其中也蘊含著改良儒學的思想傾向，古文學者試圖用古文經的質樸來改變今文經繁瑣、虛浮的風氣，越來越多的人今古文兼修就有這個目的。
《左傳》就是古文經，張昭本人就是一個潛在的改良者，隻是他自己也未必認識到這一點。可是孫策清楚，與蔡邕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不同，張昭有著強烈的經世濟用動機，他是個實踐派，更關注儒學的命運。他來找張昭，就是相信張昭本身有改革的傾向，有可能接受他的想法。
果然，涉及到儒門的命運，張昭不敢掉以輕心，態度也非常誠懇。身為儒門中人，他絕不希望儒門會像道門一樣成為在野的學問，更不希望儒門像墨門一樣消亡。比起他個饒生死榮辱，這個問題更重要。
“將軍但請直言。”
孫策卻不肯，笑著搖搖頭。“府君，這個問題關係到儒門的未來，不是一句話兩句話就能清楚的，而且也不是寫幾篇文章就能輕易完成。我覺得，從儒學成為一門學問的那一刻起，儒學就有先不足，董仲舒上人三策，看似綜合百家精華，融為一爐，其實也把諸家固有的弊端吸納了進來。再加上這幾百年的穿鑿附會，連自圓其都成了問題。就像一口青銅劍，質量本不如鋼鐵，又鑲上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混入了不少雜質，如果不下狠心回爐重煉，不管怎麽修補都無法與新製的刀劍相提並論。”
張昭有些不耐煩了。“將軍不必迂回，就算再難也要去做，就算再遠，這第一步總不過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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