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發明，是人類智慧的卓越表現之一，而其前提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法律，無論是作為統治手段、治國依據，還是作為人們的生產規範、生活準則，無論是為了實現秩序與公正，還是為了實現自由與效率，它都必須被執行和遵守，否則便毫無意義。執行和遵守法律，是實現法治理想的基本途徑和基本要求，正如亞裏士多德所說：“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
對於公民來說，守法是其應有的基本品格，是人不僅作為“人”而且作為“公民”的要素之一。中國權威的《辭海》在1979年版本中對“公民”一詞作了這樣的解釋：“公民，指具有本國國籍，並依據憲法或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因此，被稱為“公民”者必然具有法律的屬性，而這種屬性的實質就是公民必須“守法”。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這是對法律與道德之間關係問題的經典性闡述。在任何國家和任何社會形態中，法律與占統治地位的道德原則在本質上都是一致的，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和道德觀念之間是互相滲透的，統治階級通常把本階級的道德賦予法律效力，把自己的道德標準確認為法律規範。因此，守法也便成為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不守法的“公民”便不是有德行的公民。
但是，人們對於法律的遵守往往有著各種不同的動機。作為國家製定或者認可的社會規範係統，法律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如果公民違反法律義務並拒絕承擔法律責任，那麽，國家就會動用軍隊、警察、法庭和監獄等等暴力工具，強製要求公民遵守法律和承擔責任。但是，在現代法律文明中，法律的強製效力隻是作為背景裝置和最後防線，它要求公民對於法律的遵守應當是出於內心的選擇，而非隻是出於強製的威懾和得失的計算。在這個意義上，守法，應是基於公民意識的自願行為，而非基於臣民意識的奴性行為，更非懾於暴力強製的被迫行為；應是基於公民對於法律作為社會生活規則的深切理解和內心認同，基於公民對於自我的尊重，對於他人的尊重，對於社會和國家的尊重。荷蘭思想家斯賓諾莎曾經說：“一個人因為知道為什麽有法律的真正理由與必要，出自堅定的意誌自願地對人不加侵犯，這樣才可以說是一個正直的人。”因此，守法的自覺是公民具有道德意識的心理印證。
法律其實是人類文明生活的指南針和教科書。它關乎人們的日常生活、飲食起居；它告訴人們如何為人處世、如何生活工作。古羅馬查士丁尼皇帝指出：“法的準則是，誠實生活，不犯他人，各得其所。”亞裏士多德也說：“公民們都應遵守城邦所定的生活規則，讓各人的行為有所約束，法律不應該被看作（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但凡對於法律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體會的人都能夠承認：法律就是在向人們展示應有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樣式；公民對於法律的遵守實質上是對於誠實、正直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忠貞。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它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誌，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這是美國法律思想家哈羅德·伯爾曼的一句名言。伯爾曼還指出：“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根植於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義的一部分。”這確是對於法律文明內在生命和現代公民內心期待的深刻洞見。法律絕不是出自立法者手筆的一紙呆板的文字，守法也不僅是公民與國家之間的一種契約，應該說，法律著實反映了人類對於自身幸福生活的深切渴望，守法則寄托著公民對於理想生活狀態的永恒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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