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想成長進步，離不開別人的幫助。有了團結，就有了同誌愛，就有了成長進步的良好氛圍。古人說：“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眾智之所為，無不成也。”實踐證明，一個人如果缺乏團結友愛精神，就容易脫離組織和群眾，也就會失去大家的關懷和友愛。而一個人如果得不到組織和同誌們的教育幫助，那他就失去了自己成長進步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
（一）團結有助於加強修養，提高道德水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中國的一句成語，意思是說接近好人，和好人交往，就能使人變好；接近壞人，和壞人交往，就能使人變壞。墨子說：“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孔子在這方麵講得更形象。他把與道德品質高尚的人交往比作“入芝蘭之室”，久而久之，也就不知不覺地染上了“芝蘭之馨香”，成為品德高尚的人；而與道德品質低下的人交往就好比“入鮑魚之肆”（進醃製鹹魚的作坊），久而久之，不但聞不到臭味，還會不知不覺地染上臭味，成為品德惡劣的人。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人如果處在良好的人際環境中，即使是落後的人也有可能轉變，成為品德高尚的人；相反，一個人如果處在庸俗的人際交往中，久而久之，就可能被庸俗關係所同化。這些都說明了人際關係對道德品質的熏染作用。所以，我們在人際交往中要注意擇友，交益友、諍友，不交“損友”、“壞友”。古人擇友有“友直、友諒、友多聞”。
三條標準，魯迅先生的生活準則之一是“多交友，交好友”，其共同點都是十分重視所交之友的道德素質，不願與道德品質低下的人交往。三國時期有兩個學士，一名管寧，一名華歆，同窗求學，同席讀書。管寧誌趣高潔，糞土勢力；華歆迷戀金錢，趨炎附勢。管寧割席而坐，不與華歆為伍，保持了自己的高尚氣節。我們若在交往中察覺出“華歆”之流，不妨也學學管寧的“割席而坐。”
（二）團結有助於溝通思想，培養感情處於一個集體的每一個成員是為了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走到一起來的，大家的經曆不同、成長環境不同（有來自城市的、有來自農村的）、家庭環境不同（有幹部子弟、也有工農子弟、有比較富裕的、也有比較貧困的），另外個性脾氣也不同，需要在共同的學習、訓練和生活中彼此交往，互相溝通，增進了解。而健康的人際交往，可以促進大家互相學習，形成共識，達到理想、誌趣和道德的認同；可以盡快地縮短大家個性和感情上的差距，建立起深厚的戰友情誼；同時它也可以及時化解工作、生活中出現的矛盾，消除不必要的誤解，使大家更多地從積極方麵去評價對方的行為，調節、鞏固和發展純潔的同誌關係。
當今時代，被稱為“知識大爆炸”的信息時代，知識更新周期日益縮短。據一個叫詹姆斯·馬丁的專家推算，現在人類的知識大約每三年就要增加一倍。如今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圖書有70萬種，期刊15萬種，其他各種文獻資料400多萬件，總的出版量約四千億個字符。麵對如此浩如煙海的大量信息，一個人即使每天24小時不休息，活到80歲，也難以看完他所接觸的專業領域的文獻資料的。那怎麽辦呢？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多和大家交流。思想交流不同於物質交流。著名作家蕭伯納曾講過一段名言：“倘若你手中有一個蘋果，我手中有一個蘋果，彼此交換一下，你我手中還是一個蘋果。倘若你有一種思想，我有一種思想，彼此交換一下，那麽，你我就各有兩種思想了。”有人作過一個統計：現在許多科技人員的專業信息，有50%～80%來自文字以外的渠道，是從朋友、同行聚會、聊天、座談中獲得的。
其實，利用聚會、聚餐這種形式來切磋學問，進行學術交流，這在科技史和文化史上不乏先例。我國古代許多大詩人、大作家就常在酒席宴上乘興賦詩，在遊樂中推敲文章，許多名篇佳作都產生於文人聚會時，像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就是宴遊詩序中膾炙人口的名篇。東晉時的葛洪指出：“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所以他主張相互切磋，增長見識。著名學者貝弗裏奇也說過：“多數科學家在孤獨一人時停滯而無生氣，而在群集時就相互發生一種類似共生的作用。”的確，相互交流可以激發靈感，深化思想，進行科學創造。這在科學史上也屢見不鮮。數學家維納創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控製論，其靈感就來自於同朋友的交談和爭論。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打破宇稱守恒定律，也是在吃飯交談中深化思想的。楊振寧在他的自述《讀書、研究四十年》裏談到，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時，經常和一群學者聚會、辯論，這對他日後開展科研工作有重大影響。馬克思之所以在青年時期哲學上就有很高的造詣，據他自己說，“是和大學期間參加哲學俱樂部分不開的，在那裏，我學到了比書本上多得多的知識”。毛澤東同誌曾以“二十八畫生”求友，組織了新民學會；周恩來同誌創辦了“覺悟社”；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在北京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正是在這些學會的社會交往中，他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和才幹，為日後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