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1章蔣介石其人(1/3)

    蔣介石是西安事變的人質，同時也是事變的核心人物，他的態度對事變的解決起著決定性作用。

    西安事變的順利解決具有曆史必然性，當時民族意識普遍覺醒，且大部分民眾將救國的希冀寄托在以蔣為核心的南京政府上，因而希望維護現存製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西安事變得以和解的重要原因。

    1936年，楊虎城與張學良為逼迫蔣介石一致對外、共同抗日而發起西安事變。

    這一事變成為“從兄弟操戈到共同禦辱”的轉折點，在我國抗日曆程中產生著重要影響。

    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拒食兩天，表示絕不口頭應允任何事情，更不會簽署任何文件。

    然而在12月16日蔣麵見宋美齡、宋子文後，態度大為緩和，同意宋氏兄妹代其與張、楊談判。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實為自保，他們不願在內戰中自我消耗。

    為此，張、楊孤注一擲，以軟禁的方式扣押蔣介石從而逼迫其接受他們提出的條件：

    甲、停止剿共;乙、抗日;丙、容納抗日分子，重組國民黨。

    蔣介石雖是西安事變的人質，但他本人的態度卻對事件的發展態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

    因此，張、楊之所以能夠得到蔣的口頭應允，是因為這些條件與蔣的初衷並不相悖。

    事實上，蔣同當時四萬萬民眾一樣，亦有一顆抗日之心，這是他能接受談判條件的根源所在。

    這是因為蔣介石是個民族主義者。

    首先，抗日心初具。

    1927年9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攜夫人訪問日本。

    11月5日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蔣談到：“中國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幹涉，且有以助之。”

    田中答道：“閣下何不以南京為目標，統一南京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為?”

    每提及統一中國之語，田中輒為之變色。蔣即窺得日本不希望中國統一，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其次，抗日心日益堅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曾一度主戰，“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亡”，但又意識到國弱無所恃，不能圖一時之奮興。

    中日力量懸殊，這也是蔣一直“惜戰”的原因，但蔣抗日的決心卻沒有動搖過。

    1932年11月，蔣即表示，“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犧牲有犧牲的決心，到了和平絕望需要犧牲的最後關頭，即當聽命黨國報效國家”。

    9月至11月支持傅作義綏遠抗戰即表現其抗日之心。

    1935年11月20日，日本使者表示如中國方麵對華北采取壓迫或鎮壓的辦法，勢必引起糾紛事件和破壞治安的行為，屆時關東軍和滿洲國斷不會坐視不理。

    蔣答道，“對於破壞國家主權完整與行政統一的自治製度，絕不容許”。

    1936年7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蔣在會上表示，“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承認偽國等損害國家主權的協定，就到了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上述一係列事件表明，蔣的抗日意願日益明朗化，不再停留在日記裏痛心疾首，備戰上偷偷摸摸，宣言上畏首畏尾。

    “且謂蔣公抗日，早具決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

    再次，在西安事變前，蔣與張學良在是否抗日的問題上實則並無分歧，隻是在時間問題與抗日和剿共的先後次序上無法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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