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新國家界說的朦朧浮現(1/2)

    農民原來心目中的世界格局，是被“天下觀”主宰著的，梁啟超說：“愚民之見，以為己國之外並無他國。”其實，士大夫也與農民一樣，甚至於更固執與荒謬。隨著西方列強侵略的深入，民族危機的日深，首先是士大夫的世界觀念受到了衝擊，發現他們的“天下”根本無法容納這些金發碧眼，船堅炮利的“夷人”。漸漸地，除了少數頑固不化的人之外，晚清士林對西方人的稱呼開始了從“夷”到“洋”的轉變。從講求洋務到學習西方政治和文化，成了他們中少數先進者的事業。農民在幾十年與西方勢力，特別在與洋教打交道的過程中，感知到了西方政治與軍事力量壓力，自然，也感知了西方諸國的存在。他們漸漸明白了，這些洋人來自於一個另外的陌生世界，顯然不屬於我們的“天下”，因為在這個天下通行的道理在他們那裏根本就行不通。然而，在沒有經過有組織地引導教育的情況下，舊的觀念框架並不那麽容易去掉，因此，農民的觀念世界就呈現出複雜和混亂的局麵，一方麵不知不覺地仍然以“番邦”的觀照來看西方，同時又明顯感覺到西方不是過去的“番邦”。

    自19世紀80年代始，反教揭帖出現的西洋諸國的字樣，開始擺脫了早期揭帖把洋人視為蠻夷的舊套路。比如光諸十二年（1886）一份托名揭帖就稱：“無論英美法國，總總俱屬西人，即刻驅逐出境，無容包藏禍心。”雖說“盲目排外”，但畢竟分出了英、美、法國，並暗示它們均屬於別於中國的世界：“總總俱屬西人”。而在中法戰爭期間出現的一份揭帖就說得更明白：“近年法國披猖無忌，吞食藩封。千百年之安南，一旦屬於法西，尚不滿欲，連輪北上，索賠兵費。”言外之意就是法國不是藩，而且是可以與中國爭藩的國家。這一點點認識的進步，在今天看來幾乎等於零，但試想直到上世紀末，一些朝廷的頑固派大臣還分不清西歐諸國，來自下層社會的這種認識，已經很不容易了。

    老百姓對外國人的稱呼，有時也能反映出問題。一般老百姓開始隨士大夫稱西方人為“番”或“夷鬼”，後來改成“洋鬼子”和洋人，再到後來，就開始稱具體的某某“國人”。據徐珂《清稗類鈔》，清末上海人稱“英人曰大英人，頗符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稱法人則曰法蘭西人（間有音訛作拔蘭西者，與洋文原音相去更遠矣），稱美人則曰花旗人，稱德人則曰迦門人（迦門係日耳曼之省音）。此種稱謂，稍一移易（如直稱德人、美人）中下層社會即不知所對。”“大英國人”、“大法國人”這種稱呼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已經固定化，與“洋人”、“洋鬼子”一並流行多年，上海下層社會如此，其他地方的鄉下也差不多。光緒十年（1884）福建龍泉的一份匿名告白就有“刻下有大法國人臨境”之語。後來的義和團揭帖也有“大法國，心膽寒，英吉、俄羅勢蕭然”的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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