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機會意識與均平理想(1/3)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句話本是《西遊記》裏孫猴子的一句笑談，卻真實地喚射出中國農民的一種政治幻覺：機會意識。所謂機會意識可以用載於太史公之筆的三句話作為注腳，即：陳涉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是耶！”；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之矣！”

    胼手胝足的農民夢想當皇帝，這在世界其他地區不啻天方夜譚，但在中國農村，卻是實實在在的“民眾意識”。中國曆史上夢想稱王稱帝並鬧出點事來的農民有多少？多得沒辦法統計。僅僅有清一朝，翻開刑部檔案，每年的稱帝“逆案”均以十數計，一批批的帝王將相、三宮六院在炕頭和田頭上生了出來。至於大動亂時節的農民造反者，有了點兵馬錢糧，就更容易演黃袍加身的活劇，太平天國期間，象山東冠縣楊泰這種搭棚子稱帝的農民帝王不知凡幾。有的農民造反稱帝，臨刑仍稱“朕”不止，咬定牙關：“崩即崩耳，終當不易尊號”。清乾隆三十九年山東清臨王倫起義失敗，著皇袍自焚。嘉慶十八年京郊大興縣林清奇襲皇宮，被捕後“挺身居首，直認不辭”。福建古田也有農民聚眾造反稱帝，“臨刑時顧其妻子，尚稱尊號”，可見做皇帝意識之強烈。這種事士大夫們往往當成笑話來傳，可作為統治者的真皇帝卻很當真，隻要發現苗頭，就嚴行查辦，殺頭滅族，無所不用其極。因為他們知道，這種多數雖可能隻是鬧劇，但卻是可怕的觀念上的犯上作亂。而且曆史上也確實有農民做成了真皇帝的，劉邦不過一亭之長，窮到難以舉炊；劉備雖係“中山靖王”之後，終歸不過織席販履小兒。至於明太祖朱元璋，則是地道的“無業莠民”出身，再加上黃巢李闖式做成半個皇帝的例子，可供示範的典型在所多有。機會意識並非無由的空穴來風。

    當然，不可能所有的農民都想當皇帝，但這種機會意識覆蓋麵之廣，延續時間之長是驚人的，直到現代，偏僻的山鄉還傳出有“皇帝案”新聞。農民中有三部分人最易生出這類思想，一是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們比一般人多讀了幾天子曰詩雲，但屢試不售，挫折感陡升，機緣湊巧，就可能變為農民造反的“丞相”，“軍師”和帝王；二是農民中跑過江湖見過世麵的“能人”，也就是所謂“布衣領袖”，這些人可能識字不多或不識字，但頭腦靈活，見多識廣，是一方農民的代言人。在時局不靖，民心浮動之時，就容易揭竿而起；三是農村中秘密教門的首領和骨幹，他們有組織，有邊緣性的非正統信仰。還有氣功之類實用而且迷信色彩很濃的“事功”，雖然多數教門無非借機斂錢，但也有一些佼佼者會心生異誌，從非正統信仰中引發出改朝換代的政治要求。

    這些執迷於“機會意識”的農民也有其“根據”。一位研究民間教門的專家在敘述了清代道光年間山東乾卦教首稱帝事件之後說：“這種農民式的‘登基’場麵，千古以來的底層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接著就是流血與悲劇。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同樣是皇權的崇拜者和追求者，誰掌握群眾與武裝，誰就代表了天意，誰就有稱王稱帝的權力。”“群眾”與“武裝”就是一部分農民借以稱王稱帝的依托，而所謂“天意”則是他們黃袍加身的合法性依據。

    中國文化中的“天意”從大方麵講是流轉變化的。“世事滄桑”既指人的貧富互易，也指朝代的更迭。中國不存在日本那樣千年一係的皇位，千百年來，各種姓氏的“天子”“你方唱罷我登場”，與此相聯係的是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和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移。凡此種種仿佛向人們昭示著“天意”的變幻莫測，既助長了中國農民階級的戀土心態，也刺激了這個階級中某些有抱負，或者是有野心的成員的權力意識。民間流傳的各種“讖書”如《推背圖》、《燒餅歌》，以及各種關於“未來天子”的異相、異稟、異兆的傳說，悄然為草澤中的想“取而代之”者提供了含混不清的天命所歸的“理論依據”。清朝檔案裏不乏這樣的記載，越是在生產落後，交通閉塞的地區，越容易發生“悖逆大案”。不必有多少部眾，也不必在動蕩年景，隻要某人發現自己有“異相”、“異兆”，並被一些人認可，就可能冒險嚐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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