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其實，運動中的暴力還是有的，隻是對內不對外而已。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裏打，但一個日本人，中江醜吉（著名哲學家中江兆民的兒子）出來擋駕，學生們就不打了。其實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隊學生，沒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隻是少數激進分子，早就準備好了煤油和火柴，預備大鬧一場。可是，群體運動中，激進者總是會占上風，對施行暴力表示質疑的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據說還挨了一拳。此後的運動，在抵製日貨的聲浪中，暴力連連。學生們自己很有奉獻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貨拿出來燒掉，然後就逼迫商家也如是辦理，理性一點的地方還知道把查抄來的日貨處理掉，當成運動的經費，不理智的幹脆就一把火。凡是不肯痛快抵製日貨的商人，一律抓起來戴高帽子遊街示眾，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進分子，看見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長衫，上去就是一剪刀。上海的市民，一度傳說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人上街買藥，打醬油，都被懷疑為暗藏殺機，當場扭送警察局。在北京的遊行隊伍中，發現有日本記者接近了學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懷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這樣的下毒擔憂，其實跟義和團運動中類似傳聞性質完全一樣，隻是，人們沒有把懷疑的對象抓來砍了而已。 但是，運動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愛國主義凱歌遮蔽了，幾乎所有的社會名流，所有的社會輿論，都無條件地向著學生說話，隻有梁漱溟對學生的違法行為發表過一點異議，但也很快被批評聲所湮沒。在濟南，有皖係背景的《昌言報》，對學生行為稍有批評，報館就被砸掉，主編被抓去遊街。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個人自由和解放，在愛國主義的大帽子下麵，就自動萎縮，連一向號稱自由主義者的人，都一聲不響。 盡管如此，“五四”運動，不僅占據了道德製高點，而且的確具有合理性。不僅促進了民族的覺醒，而且通過抵製日貨，振興了民族工業。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的人為幹預，作為沒有關稅自主權的中國，在日貨的傾銷下，民族工業很難有喘息的機會。政治抗議運動之前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也因為運動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不僅引入學理和思想在發酵，而且西方的學製和學科體係也進一步完善發展，大學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一部分人在運動過後，向右轉，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繼續走教育、學術救國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轉，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說的，是吃“五四”飯的。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人，後來雖然得到當政的蔣介石的讚賞，但蔣介石本人對“五四”並不感興趣。但吃“五四”飯的人，在國共兩黨，都聲勢烜赫，後來的中國，實際上是他們的天下。 雖然說，國民黨把“五四”定為藝術節，共產黨把“五四”定為青年節，海峽兩岸主流社會製度雖然不同，但對於“五四”的主題，都不可能否定，“五四”科學民主的旗幟加上愛國的旗幟，至今還在飄揚。但是，人們發現，其實在“五四”前新文化運動中作為學理輸入引進的自由主義，在抗議運動當口和在其後，都命運不濟。自由主義者龜縮在學界一隅，自由被科學和民主（雖然國共對兩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擠到了角落，至今沒有出來。 古今文字獄的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