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二十一條（1）

年對於中國的袁世凱政府來說，本來應該是個好年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忙於戰事，生產停頓，軍需增加，給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大發展的機會。自清末新政以來的製度動力，終於在此時使上了力氣，促進了資本的發展，導致國家經濟狀況趨於好轉。在政治上，袁世凱掃平國民黨之後，經過多的整頓，雖然在政敵來看，政治獨裁色彩加濃了很多，國會停擺，民主失蹤，袁世凱的權力，幾近於皇帝。但是政局卻穩定下來，從新政延續下來的現代化變革，正在穩步進行，司法和文官製度改革，逐漸走向正規，至少規章已經定出來了。整個局麵，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話來說，就是“國是初定”。唯一的陰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島和膠濟鐵路。 剛剛進入年，這個陰影迅速擴大，變成滿天的黑雲，回國述職回來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徑直見了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嚴格地說，就是要跟中國新簽一個中日關係的條約。這條約共有五號，二十一款，因此人稱二十一條。其內容，概括起來，大體上就是：一，要中國承認日本搶占的青島和山東的權益。二，要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蒙具有特權，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這些地區，中國政府在此地區如有任何涉外舉措，必須事先跟日本商議；上述地區需聘日本顧問。三，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國的所有沿海港灣島嶼，不許讓與和租借他國[意思是除日本以外]。最厲害的是最後一款，即所謂第五號，要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顧問，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辦。中國軍隊要采買日本軍械，由中日合辦軍工廠，采買日本原料。中國將長江流域幾條鐵路幹線的築路權，許給日本。承認日本在福建的特權，任何涉外舉措，要跟日本商議，等等。 二十一條，在中國曆史上，被稱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從條文上看，的確名副其實。別的不講，單就條款提出的口氣，就好像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一樣，用袁世凱的話說，就是“簡直似以朝鮮視我”。要這個，要那個，都直截了當命令式的，似乎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也沒有跟你商量的意思。 最先看到二十一條的中國人，是袁世凱。這樣一個要將中國一口吞下的最後通牒式的要求，在日本方麵，僅僅把他們的公使召回國內，然後由返任的公使日置益晉見中國國家元首，直接把文件遞給袁世凱，連個特使都不屑於派。這種違反外交常規之舉，跟二十一條的條文口吻一樣，體現了當時的日本對中國的極度輕蔑和蠻橫霸道。拿到文件，一夜沒有睡覺的袁世凱，翻來覆去地看了又看，逐條批閱。茲事體大，第二天一早，找來當時的外交總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和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等人，一起商議。一夜未眠的袁世凱，看來一點都不糊塗，他明白，這二十一條，是日本人想借歐洲列強忙於戰事，無暇東顧之機，一口吞掉中國。顯然，麵對這樣赤裸裸的威脅，袁世凱也沒有什麽好辦法應對，隻是安排外務部跟日本周旋，隻是特意交代，第五號萬萬不能答應，最好連談都不要談。 這個“以朝鮮視我”的第五號，按曹汝霖回憶，當時日本方麵就明確告知屬於“希望條款”，意思是不一定非要堅持的。但據王芸生的研究，其實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提出之際，並沒有言明第五號的性質，整個的交涉過程中，“始終逼迫中國承認”。曹汝霖親自擬定的二十一條交涉對策“說帖”上，僅僅提到第五號在文字形式上，與其他各條有異，並未指明這是所謂“希望條款”。直到當年的，在曹汝霖給駐日公使陸宗輿的電報裏，才說到據俄國公使的密告，日本政府告知俄國，第五號實係“勸告性質”。可見，在交涉的當時，日本實際上是希望強逼中國政府將二十一條全部接受的，隻是為了留有退路，才預留了字體形式上的一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