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多難的中樞維新(1/5)

    戊戌維新又稱百日維新和康梁變法。這兩個稱謂很恰如其分地點出了這場運動的兩大特點。一是時間短，雖然從甲午戰爭就開始嚷變法，但真正開始變法不過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這樣短的變法古今中外都少見（唐代的永貞新政號稱短命，但也延續了近八個月），嚴格地說，隻能算一次流產的政治改革。二是變法的倡導者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沒有他們，也許就不會有這樣一場變法，至少不會有這種樣式的變法。雖然變法是甲午戰爭幾乎所有思想開通且有心救國的士人的共同心願，但領頭羊無疑就是康梁。參加過變法，後來成了中國出版業大王的張元濟先生有詩曰：

    南州講學開新派，萬木森森一草堂。

    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

    這其實也是那個時代許許多多讚同變法者的共識。這些人裏不論與康梁交情深淺、印象好惡，但幾乎都認為他們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戊戌維新從表麵上看是曆史給中國的一次機會，然而這個機會卻又來得太不是時候。盡管我們不得不對康梁表示遺憾，認為他們缺乏政治經驗，不懂策略，甚至胸無韜略，因此不知道選擇對象，拉攏同盟者，犯了許多不該犯的錯誤，因此早早地輸掉了大家都希望他們贏下來的這局棋。但是，在那個時代，誰又更高明些呢？有經驗富謀略者，如李鴻章，沒有那個心胸；有見識的如嚴複，沒有那個氣魄。能夠堅持不懈，反複上書呼籲，在下奔走聯絡的；能夠辦報啟蒙、大聲疾呼的：能夠不怕挫折，不屈不撓的；能夠振臂一呼，不怕罹禍的，也隻能是康梁。也許，他們並不是那最傑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學的學究，更不是合適於主持政治變革的政治家，但是，時代選擇了他們，他們也當仁不讓地站了出來，沒有他們的不屈不撓，奔走呼號，這樣深度和廣度的變法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

    但是，傳統的稱謂也表露了人們的某種偏見。維新運動能演變成中樞變法，光緒和他最信任的重臣翁同龢的態度也是相當關鍵的。光緒雖然懦弱，但卻不是沒有主意的人，沒有他的執意要求，變法也不可能出台。在變法的百日裏，康梁隻是出主意的人，而真正的主持人隻能是光緒自己。在傳統社會，人們雖然給予帝王最尊榮的冠冕，但每逢重大事件總是習慣於將他們撇開，壞事說是奸臣當道，好事自然也由別人頂戴。翁同龢的作用也是相當大的，隻可惜這位世家出身的“天子近臣”，書生氣還是太濃，以致戲剛開鑼就被人趕下了舞台。

    後人看百日維新，就如慧星一現，雖然閃亮耀人，但卻稍縱即逝。可是，當事者披榛開莽之難，卻難為外人詳知。

    一、機會之光透過了裂縫

    維新運動的中樞維新實際上是1898年1月24日（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拉開序幕的，這一天，康有為被召至總理衙門“問話”，實際上是康有為以一介小小七品主事和朝廷重臣的對話。從此以後，醞釀數年的朝廷變法開始按康有為等人的設計進行。

    在此之前，在康梁一方是拚命想要打動皇帝，以實現借君權變法，重溫再現俄彼得、日明治的舊夢。1895年得中進士後，任工部主事的康有為留在京師，並沒有為他那點政務操過心，而是日日為策動變法而奔走，不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書皇帝（清製，主事無直接上奏折之權，需交他人代遞），而且毛遂自薦地代為他人擬奏折，特別把眼睛盯在禦史身上，許多禦史都曾煩勞他的代筆，象宋伯魯、楊深秀、陳其璋、文悌等等，甚至還謀劃發動禦史聯合伏闕上書要求變法（因文悌的變卦而止）。廣泛交結，挖空心思，通過各種渠道以幹“聖聽”。時人曾這樣描繪康有為的廣泛結交，說他“目光炯炯射人”，“見人長揖大笑，叩姓名畢，次詢何郡邑、物產幾何、裏中長老豪傑，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是時天子方開特科，四方高視闊步之士，雲集輦下，爭暱交康先生；有為亦傾心結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

    對康有為他們“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緒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甲午之後，力圖改弦更張的年青皇帝對一切變革的呼聲和建議都十分留意。康有為公車上書的名聲，不久就為光緒所知，而康有為的第三本上皇帝萬言書也在1895年7月幾經周折轉到了光緒的手中。但如果說這個時候光緒就對康有為十分看重恐怕也未必，設想康有為一本上奏就能打動皇帝，從而垂青於他，好象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經過美化後的幻覺。清代的皇帝處事以矜持聞名，唐太宗與馬周的奇遇，在清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他們更期望的是依靠製度和慣例來運作。事實上，光緒在看到康有為上書後，雖然也很“嘉許”，但並無更進一步的表示，所謂的“嘉許”也沒有傳到康有為耳朵裏，當然更沒有康有為所幻想的一步登天的“奇遇”，甚至連些許的口頭表示都沒有。

    不過，這時的光緒帝確實想要變法圖強，所以頗想知道這位聲名漸著的康有為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所以，在光緒讀到康有為萬言書不久，皇帝的頭號近臣，人稱“帝黨”的領班翁同龢就去造訪了康有為。不巧未遇，康有為得知後受寵若驚，馬上回拜，兩人談了許久，據康有為自己講，翁同龢對他十分推許：“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這話估計是有水分，翁同龢可能會稱許康有為之才識，但未必喜其人，更不可能一見麵就把“上實無權”這種私房話掏給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這對於在宦海泡了幾十年的“翁相”來說，是太不可思議了。

    不管怎麽樣，翁同龢從此與康有為相識了，而且，在以後的兩年裏，翁同龢對康梁等人辦學會、辦報紙的種種舉動都給予了相當的關切和幫助。據康梁一邊說法是翁同龢很主動，幾乎對他們的所有行為都無條件讚同，可據翁的日記，則翁對維新派的聯絡都出於光緒之意。當然，這日記可能會有篡改，翁借此為自己開脫。不過就算翁後來改過了，但作為天子多年依重的近臣，總不會將沒影的事安在光緒頭上，他怎麽可能預料年紀輕輕的光緒會活不過西太後，因而不給自己和後人留一點後路？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他和光緒總的來說對康梁印象都不錯，翁同龢聯絡康有為確有光緒自己的意誌，他想通過他的師傅去摸康的底，看看這個人有多少見識和才學，可不可以依為變法的顧問和幹臣。顯然，直到變法開始，光緒還是拿不準康梁是否可以依為行政人才，更拿不準任用賡梁後所引發的風險。

    不管怎麽說，光緒也表現出來了足以令維新派感到興奮和鼓舞的舉動，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臣工切實檢討過去，改弦更張。1895年會試完畢，梁啟超對友人說他“本欲於日初出都，惟日來此間頗有新政。上每言及國恥輒頓足流涕，常熟（指翁同龢--筆者注）亦言變法，故欲在此一觀舉措”。於是，康梁聯絡同誌，辦起了強學會，印出了《萬國公報》。當這一切受挫以後，他們又把陣地移到了風氣開通的上海，結果康梁的名頭終於打響了，“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康有為及其弟子，最大限度地在全國士子中造成了變法的聲勢。國民黨的元老吳稚暉當年還是翩翩一少，去見康有為，“不覺驚異是天人”。

    毫無疑問，通過翁同龢以及翁門弟子如沈植桐、陳熾等人的關係，光緒對康梁的一係列活動都是有所了解的，隨著康梁的聲名鵲起，光緒和翁同龢愈被其愛國的熱忱與不凡的見識所打動，卻也日益擔心他們的思想與言論所引發的危險。主要是擔心頑固派的激烈反對會最終導致西太後收回權力。當然，前者為“顯欲”，後者是隱憂，翁同龢在政變初起時，曾致書密友，說：“弟之舉康梁也，衷心無一毫不能告人處，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見也。康梁有其經世之才，救國之方，此弟之所以冒萬死而不辭，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後已也。”光緒與翁同龢知道，在當時的中國，能拿出一整套變法方案，提供維新大思路的，也隻有康梁。所以欲“得所用”的欲望日益強烈。但是，小小主事與九重宮闕裏的皇帝，的確隔著的不止是一道紫禁城的城牆，雖然雙方都有一麵的欲望，但如果沒有人薦舉，光緒連提到他都要三思。

    1897年接踵而至的瓜分危機在客觀上促成了變法走康梁路線的實現。德國人一日吞掉了膠州灣，順勢將山東塞入了他們的囊中，而俄國也把爪子伸到旅順，滿清的龍興之地眼看就要不保，接二連三，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都伸出了魔爪。一時間，西方輿論界在談及中國時的主要話題就是“瓜分”，性急的殖民主義者已經在謀劃建立瓜分中國後的新秩序了。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本來已經有點麻木的神經再一次受到強烈刺激，而早就為國家而憂心忡忡的維新人士就更是難以自持，更多的“溫和派”開始傾向變法（盡管大家心裏沒底）。康有為再次進京，進呈《上清帝第五書》，以激烈、犀利而又生動的辭言，向光緒，也向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展示了中國將麵臨瓜分豆剖的命運前景。其被人廣泛傳誦的警句：“蟻穴潰堤，釁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足以催人淚下。這本上書並沒有被遞到光緒手裏，但卻被廣泛傳抄，被報紙全文刊載，時人記載說：“康工部有為五次上書，為大僚所格，未達九重。原文傳布，登滬報章，展閱一周，言有過於痛哭者。”

    即使沒有看到康有為那慷慨激昂的上書，光緒也知道他也真的可能“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危急的局勢，終於使光緒痛下決心，不顧成例和皇帝的矜持，要求召見康有為了。然而，早已失卻當年銳氣和“鬼氣”的恭親王奕（恭王有外號稱“鬼子六”），此時更擔心的是朝廷的動蕩，他深知他那心狠手辣的皇嫂並不是真心歸政，一有借口就可能會卷土重來，半是出於對光緒的保護，半是老年的暮氣，奕聞知光緒要見康有為，居然出來擋駕，他借口清朝成例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見為由，擱淺了光緒的打算。當然，奕也為光緒準備了台階：“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沒有辦法，恭親王的麵子是決不能駁的，光緒隻好命總理衙門大臣傳見康有為問話，不過定了調子：要他們向康“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把球又踢給了奕，就讓他來“傳語”。就這樣，中樞維新的大幕被拉開了。

    總理大臣們召見康有為的日子，是正月初三，按中國北方的習慣，還是在大年頭上，各衙門尚在放假。但是接到聖旨的總理大臣們除了兩位親王之外，都來到了總署的西花廳，他們分別是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和刑部尚書廖壽恒和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兩人也兼總理大臣）。這幾人，翁與張支持變法，但怎麽變心中無數，而廖則資曆尚淺，不便多言（他其實也同情變法），李鴻章遭逢過維新派的閉門羹，實際上是隔岸觀火，但也想知道康有為的打算。榮祿是西太後的親信，在這幾人中態度最為保守，而且這兩年來聽聞康梁的種種主張，不免大起反感，實際上對康很不以為然。

    在對話中，榮祿是有意刁難，抬出“祖宗之法不能變”的濫調，妄圖用“祖製”的大帽子壓住康有為。也許由於地位的懸殊，榮祿沒有把這小小的七品主事放在眼裏，大帽子抬出來之後，沒什麽後續的理由跟上去，因此康有為三兩句話就將他打發掉了，從此出聲不得，隻好聽憑康有為滔滔不絕，聽又聽不下去，找個借口先走了。

    李鴻章關心的是康有為政治改革的限度。看來，他對康有為成立製度局和新政局以替代現存政治機構的打算不太以為然。在他看來，“六部盡撤，則例盡廢”顯然過於激進。但是他已然抱定隔岸觀火之旨，所以也不便與康有為多辯，問了一句也就默不作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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