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1/5)
說到“士林”，必須對“士”有個界定才行。一般慣例士指“士紳”，指有功名的人，凡是曾獲得過生員“俗稱秀才”以上“學銜”的人，均可稱為士紳，寬泛一點的，還可以把通過非科舉途徑攫取功名並官職者包括進來。顯然，在晚清的光景裏，這種“異途”士紳的比例相當大。這是一種符合明清官方規定的界說。
另一種界說是“讀書人”，近乎於我們日常所謂的“知識分子”。正如知識分子的概念混亂得一塌糊塗一樣，讀書人的概念也相當模糊。在晚清特定的情景中，一般使用讀書人概念時往往既包括有功名的人，又包括未取得功名而有學問的人，明顯地將通過納捐和軍功等途徑上升為縉紳的“老粗”排除在外。
我基本傾向於後一種說法，但還希望將標尺再抬高三寸，將所有讀書和曾經讀過書，有相當文字能力的人統統算作“士”。（有官銜但目不識丁者不算。）有功名的人不必說，非得熟讀四書五經不可，八股文做得抑揚頓挫，朗朗上口（某些邊鄙之地，由於風氣不開，讀書人有限，應考時破題之後隻做到“且夫”二字就進學的寶貝可能要除外）試帖詩四平八穩，格律分明。捐班雖說有點銅臭味，但有些人捐個監生之類的是為了進一步應考，就像《儒林外史》裏的周進那樣，應該說也有幾點墨水。以軍功起家之輩固然粗豪，但讀過書的人也非鳳毛麟角。至於芸芸敢到考場放個屁，而終身未獲一衿的童生們，絕大多數應該是已經達到了開筆作文的程度，在那個時代，達到這個程度，就意味著四書至少能連蒙帶唬地背下來，少說也在私塾挨了七八年手板。其中可能也會有極個別的把“鬱鬱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糊塗蟲，但確有真才實學而為製度與考官所誤的人也在在多有。
如此這般的“士”，構成了明清社會一個特殊的階層，或者說所謂“士林”，他們承載著文化典籍和主流文化傳統，也用得自文化的經驗、知識乃至智慧左右政局，參與政事，大者出將人相，運籌廟堂，小者維持鄉裏，幹預訴訟。雖然在廟堂之上與處山林之遠的地位身份有千差萬別，但在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中國的傳統政治，離開了士則無從運行，而中國的士沒有了政治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基石。說“內聖外王”、“修齊治平”的政治抱負與理想當然亦無不可，但更多的人更看重的還是廁身政壇或躋身士林背後的利益、身份、地位和榮譽。中國的士之所以為士，與經濟地位的高低關係不太大，與各自的道德水準也不相幹，胡適先生說：“我們不能說東林代表士大夫，而魏忠賢門下的無數幹兒子孫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真是痛快淋漓！對政治的直接與間接的參與才是士的根本欲望所在，即使並不醉心功名而皓首窮經的“純學者”，背後的動機也無非是光大“聖道”而致君堯舜。據說章太炎的弟子王仲犖曾評論章道：“老師本是學者，而談起學術來昏昏欲睡。老師不擅政治，但一談政治則眉飛色舞。”盡管士大夫們可能案頭放著《老》、《莊》、《壇（經）》，口裏嚷著“歸去來”，不能忘情政治卻是他們無藥可醫的“痼疾”。
晚清恰逢“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政治的變局關聯最緊的就是士林群體的變局。麵對西方的挑戰，從整個亞洲而言，中國“士”的反應可以說是最敏銳的，可他們的傳統包袱也是最重的（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對西學的介紹，往往要借助中國的書）。盡管在甲午戰爭之前，士林多數尚在大國殘夢裏沉睡，但西學畢竟從敞開的大門中溜了進來，士林群體慢慢地、悄然地發生了一些雖然細微但卻很關鍵的變化。一小群不同於中國傳統士的讀書人出現並站住了腳，沒有被當成“二毛子”給攆走。在西器、西學的價值被承認的同時，士林賴以驕人的資本，傳統文化的價值開始動搖，連最保守頑固的士大夫，也隻好無可奈何地承認“忠信仁義”不能當“幹戈於櫓”。顯然，由於士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這些變化對中國社會與政治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化過程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一直到戊戌維新的發生，最希望變的人出在士林，最不希望變的人也出在士林。對盡棄所據的恐懼與對民族國家的責任感形成了反向雙軛，使中國士林的背負格外沉重。
一、明清之際士的傳統政治角色
作為“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士的政治運作具有自己的習慣和特色，“知書”意味他們運作手段帶有濃厚的文化意味，“達禮”則象征著對傳統禮製和封建倫理的自覺維護。所謂“士”的政治角色，就定位於此。
不言而喻，士是分為不同階層和類型的，“正途”之科舉，本身就意味著繁複多層的階梯：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生員又可分貢生、廩生、增生和附生；進士又分一甲、二甲、三甲。如果按官階則有九品十八級，紅頂、晶頂和藍頂（清）之類。我們還可以將之分成在朝和在野的，或者高層、中層、低層的，以及富紳與寒士等等，甚至名士、俗士、學者……等等也可以算是一種分法。
不論怎樣分，不同類別和不同等級的士，其政治態度是有差別的，其政治動作與習慣也不相同。有的差別是由各自的位置和身份所決定的，比如在朝與在野的士，很自然政治操作與習慣就不可能一樣。（有人因為幾乎每個朝代的官方都將正在入仕為官的人不視為四民之首的士，所以在談論士紳的話題時往往隻限於在野的士，顯然，這種限定對於我的話題是不合適的，跟實際情況也相脫節，我們在討論士紳的地方上功能作用時固然可以將正在為官者排除，但絕不能因為讀書人作了官就失去了士的身份。入仕為官恰是幾乎每個士都熱切追求的事。）除了那些單純想從權力中攫取利益的人們之外，入仕實際是接近傳統士子儒家式政治抱負和理想的一種狀態，而這種抱負和理想，也是士之所以為士的要素之一。（當然實際政治中理想總是要打折扣的。）或多或少，為官作宦的人均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幹預政事的進行。愈靠近權力中心（皇權）的人（倒不一定按官階排列），這種機會就愈大。位尊權重者或者皇帝的親信可以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較大乃至決定性的發言權，一省的督撫在有可能左右省級政事的同時，對中央或全局的政務也有一定的發言權。（清代尤其如此，朝廷經常就某一政策事務征詢督撫的意見。）同樣，隻要不是“閑曹”，掌權柄者都在其範圍內幹預政治活動的運行。是苛政還是寬政，是繁政還是簡政，即使小如知縣也能讓指針向某個方向偏動。
明清之際，處於土的金字塔塔頂的是有過進士功名的人，三年一大比（加上恩科也至多平均兩年多一次考試），每次取士不過二百餘人，這種經過層層篩選下的僅存碩果，不言而喻地受到各方的矚目，相對來說，進士圈子的自我認同感也較強，“科甲出身”的金字招牌，往往成為這個階層同氣相求的“通行證”。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進士出身的人往往憑借同年（同科同榜）、同鄉和師生網絡來運作，盡管皇帝三令五申不許士人結黨結派，但進士階層中的宗派團體活動卻從來都在有形和無形中存在著。西方中國軍閥史的研究者認為中國近代從未形成過類似西方軍官團的精神，但中國明清之際的“進士團”（文官團）精神卻仿佛有之。在張仲禮先生有關中國紳士的著名研究中，將進士集團視為“核心團體”。
在士的塔頂，還存在一個特殊的頂尖，即翰林小集團。翰林品級不高，但卻是人人羨慕的“清要之職”，從理論上講，隻有會試中名列前茅的人才可以進翰林院（當然也有極少數殿在三甲如曾國藩者因禮部考試成績極優而僥幸得火的）。一般來講，翰林出身的人日後的仕途都比較順利，而且他們往往是各省學政和鄉試主考副主考的首要人選，這不僅強化了他們所負的學品與士望，而且使他們成為傳統社會士角色最充分的體現者。至於通過考試與學官的職位建立師生網絡，實際上是政治操作中的副產品。正因為這種“士林之望”的地位與身份，使得翰苑人物以道德學問自負的清高氣比別的集團來得濃重，每每以挽回風氣為己任，晚清批評時政的“清流黨”，大都身屬翰苑，或出身翰林，就是這個道理。
在野的士是士林最大的一群，不僅相當多的士無法進入仕途，而且不斷有身在朝堂的人退下來。有的是暫時性的，因病或者丁憂，還有些是長期的，丟官的致仕的和因宦海險惡而辭官還鄉的。
在野的士當然也分階層，做過高官顯宦還鄉的和曾經人過翰苑的士無疑處於第一等級。第二等級的是中過進士的人，第三等級是舉人和貢生（優貢、拔貢和恩貢），再往下就是生員，最後墊底無疑是人數最多有誌科考的童生。不過，在野士人的等級，有時也與人品、聲望與學問有關，公認的碩儒和學者或者人品聲望俱優者，即使隻是一介生員，也往往能獲得較大範圍的尊重並在地方政務上產生較大的影響，即使什麽功名都沒有，也是一樣。像梁啟超的父親，一介白丁也能靠著能幹與德望孚眾，儼然成為當地鄉紳的領袖人物。
在野士人政治活動的範圍之大，是今天的人們所不可想象的，大如賑災、地區防務、文化教育以及賦稅的征收，小至修橋補路，排解糾紛，幾乎無處不有士人的影子。明清兩朝吃皇家俸祿的地方官額數少的嚇人，一個縣也就那麽幾個人，再加上頻繁的輪換以及原籍回避製度，使他們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如果碰上個庸才，連正常政務也維持不下來，私人聘用的師爺們和書辦衙役，雖然能幫忙辦事，但為自家撈錢才是他們目的，搞得不好就會出大紕漏，丟烏紗倒黴的，卻是官員自己。所以，地方官幾乎沒有不依靠當地士紳就能行使職責的，“為政不得罪於巨室”是地方官共同的座右銘。所謂“巨室”，即為士人中有權有勢又有財富的縉紳望族。張仲禮先生說：“官吏們所做的事，特別是縣官，極為有限，紳士所幹的事，往往取代了官府的政事。紳士的這些事或許可稱為‘半官方’的，因為紳士代政府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紳士仍然是一個社會集團，在自願的基礎上行事。”嚴格地講，士紳並不是“代政府而行事”，由士紳們做的那部分地方政務，事實上是明清政治架構中特意留給士紳的，地方官所代表的皇權和地方上的紳權以及各自的政務範圍之間有某種平衡，誰越了界都是種麻煩。
由於在傳統社會裏，鄉村的地位並不似後來這般的衰落，鄉居的士人明顯多於城居的同類，即使達官顯宦改仕後也往往回鄉養老。所以在野士人政治角色在鄉村就顯得格外鮮明，政治作用也格外突出。按美籍華人學者黃宗智的說法，傳統社會鄉村中的權力結構事實上是雙重架構，官府一層，鄉紳一層。在我看來，這雙重架構中，官府隻是浮在上麵的一層皮，沒有士紳，那可真就是“天高皇帝遠”了。
一位研究者將清代士紳在鄉村的社會活動歸納為“地方學務”、“地方公產”的管理和“地方公務”三大類。顯然，還必須加上賑濟、地方防務、宗族活動以及非教育性的文化活動等幾項才勉強能概括（我所說的士的範圍雖然比王先生的士紳要大，但社會活動大體相近）。問題是這些社會活動中有多少是政治性的呢？地方公務和防務無疑是當之無愧的政事，而學務、文化活動與賑濟事實也與政治相關。士人在鄉村起的是一種基層政權的作用，把社會活動與政治活動最大限度地攪在了一起。
教育和文化事務是士人最樂意做，也最合乎身份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士人的社會活動是從文化和教育向外輻射的。退休和離職的官員們，大都以擔任書院的教席為榮，書院的維持，也往往有賴於士紳的捐助。各縣官學校舍和貢院的修造，也由當地的士紳主持，從籌資到負責工程，而地方官隻是發起而已。一般來說，當地士紳還負責資助和獎勵應試的舉子，大一點宗族，都設有專項的資金和田產來應付此事，總其事者，大都為士人。此外，文廟的香火，也由士紳來維持。一些的名望的士紳還熱衷於修撰地方史誌，以維持道德風化。至於遍布鄉野的各種義學、村塾、家塾，就館授徒，更是士人的專利，尤以那些寒儒為多。一般的窮秀才（還有一些舉人）成為各式私學教師的主要來源，屢試不第的老童生，開館授徒的更是不在少數。廣東花縣不算是窮鄉僻壤，可洪秀全、馮雲山等“白丁”也能以授徒為業。宣稱“白衣致卿相”的科舉台階，也許是農村學子讀書的動力，而鄉野文風之係，還真有賴於這些鄉村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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