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師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學而時習之”章句甄讀(2/5)
在孔子當時，“有朋自遠方來”這點物質利益，比起做官、經商的收益來，實在是少得可憐，但孔子已經認為很有說服力了，“不亦樂乎？”問得很理直氣壯，勝過財大氣粗者。是孔子沒有見過世麵，不知道外麵的世界多精彩，坐井觀天，沾沾自喜嗎？當然不是。不管這話是說在孔子五十一歲做官之前，還是之後，孔子對當時社會上層的生活、人們追求的功利價值都是一清二楚的。孔子早期的學生中，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兄弟倆，就是魯國的貴族大家，他們是奉死去的父親孟僖子的遺囑，來拜孔子為師的。孔子做官前，與魯國的貴族、權勢人物就有交往，在社會上層有很大的影響，像他這樣的交際層次，會不知道做什麽、怎麽做，能獲取更大利益嗎？但孔子為有人持幣從遠方來拜師而“不亦樂乎”，不僅體現了他的“安貧樂道”的情懷，更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的。什麽意義，這就引出了下麵“人不知而不慍”這句話。
“知”不是一般的“知道”、“了解”。孔子時代，“士”民（包括武士與文士）隻有充當官吏、門客才可謀生。選士還沒有科考製度，全靠鄉裏推舉、官長賞識選拔。這賞識、選拔與推舉（越來越徒具形式，就像文革中工人、貧下中農推薦工農兵大學生），就是“知”，“知遇”之“知”。所以當時就有“士為知己者死”的話。據《史記》記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是春秋末期晉國人豫讓說的。豫讓是晉國大夫智伯的門客，說這話時，智伯家已被晉國另三家大夫趙、韓、魏聯手給滅了，豫讓已逃到山中。此時，他聽到消息，趙襄子特別地恨智伯，把智伯的頭顱骨漆了當飲器。豫讓聽說後悲憤萬分，發誓說：“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大概是這樣的：“可歎啊！士應該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去拚命，就像女人為喜歡自己的人化妝打扮。現在智伯對我有知遇之恩，我一定要為他報仇而死，來報答智伯，那樣，我的靈魂就不會感到愧疚了。”於是，他改姓換名，把自己弄成好像受刑殘廢人，進入趙家的內宮，當個廁所清潔工。他懷裏總是揣著一把匕首，要找機會行刺趙襄子。結果，在動手前被趙襄子察覺了，被拿下。趙襄子問明情由，被豫讓的義氣所感動，就把他放了。豫讓又用漆塗身，使皮膚像生癩瘡似的，又吞炭啞嗓，扮成乞丐，連妻子也認不出來。他埋伏在趙襄子要經過的橋腳下，準備第二次行刺，又沒成功。抓住豫讓後，趙襄子說：“你不是曾經在範氏、中行氏手下都幹過嗎？智伯把他們兩家都滅了，你不為他們報仇，反而到智伯門下為臣；如今智伯也已經死了，你怎麽特別執著地要為他報仇呢？”豫讓說：“我在範氏、中行氏門下，他們像待眾人一樣對待我，所以我也像眾人一樣對他們。至於智伯，他待我如國士，因而我也像國士那樣報答他。”趙襄子聞言，流著淚歎了口氣：“您為智伯報仇之名已經成了，而我赦免過您，也仁至義盡了。這是您自己一心所求，我也不再放您了。”豫讓情願伏誅，但請求能用劍在趙襄子的衣服上戳幾下，以完成報仇的心願。趙襄子同意了他的請求，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先秦時代，按社會分工，把“民”分成四類：士、農、工、商。豫讓的例子典型地說明了“士”民與農、工、商民的不同，在於他們的依附性。士的價值，要由“知”他的貴族、君主來決定。所以，士除了用他們的技能來實現他們的使用價值，更要用“信”“義”來作為他們的價值的擔保。但“士”的所謂的“義”，是一家的私義，而不是天下之公義。豫讓說得很明白，之所以不為範氏、中行氏報仇，而要為智伯報仇，就因為給我的待遇要比範氏、中行氏給的高個層次。至於智伯與趙襄子之爭，誰是正義的，誰是非正義的，豫讓是不問的。不光是豫讓不問，就是先秦其他著名的義士、俠客，如荊軻、聶政、專諸、要離，都隻問事主待他們是不是好，不問事主要他們去幹的事是否正義。而當時的士，對豫讓、荊軻等人的義舉、義行是高度認同的。豫讓死後，“趙國誌士聞之，皆為涕泣。”因為這些義士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確立了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使士有了充分的存在理由，所以士的群體中人，當然要大力肯定他們，宣傳他們的事跡，肯定他們，就是肯定“士”的品牌，為“士”在人才市場上爭取到一個良好的環境。但後人編演這些義士的戲，就要添加“為了伸張正義”的動機上去。之所以要加上這些動機，就因為後來的人，受到孔子倡導的價值觀的影響，不能接受隻講私義，不問公義、社會正義的人為英雄。由此可見，孔子對隻講私義的價值觀是不以為然的。孔子認為，要破除“士”的隻講私義的價值觀，首先要去除“士”的依附性。所以，孔子說，民辦私立學校教師，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弄得好，還有人從遠方跑來供養以求學，這樣，就可以做到“人家不賞識也不煩惱，這不很有貴族（君子）風度（人格之尊嚴、獨立之精神）嗎”？
“君子”這概念，在這段話中，還是“貴族”或“合格的貴族”的意思，和《老子》中君子的概念基本一致。但《老子》中“君子”是與“聖人”相對而言的，而《論語》中“君子”主要是和“小人”相對而言的，所以，孔子是對傳統的“君子”概念作了改造的，使之從一個標誌社會地位的概念，變成了一個標誌倫理水準的概念。這一點，在以後解釋“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時再詳細討論。
我在發表於2004年7月12日《文匯報》的《〈論語〉頭條》一文中說：這樣理解，整段表達了民辦教師的價值觀。盡管可能有自嘲之意，但已充分證明孔子是自覺建立中國知識分子話語的第一人。尤其是他使民辦私立學校教師與貴族老爺平起平坐，同稱“君子”，在當時具有革命意義。這段話奠定了孔子萬代師表的地位，放在《論語》頭條，得其所哉。
隨著我對《論語》研讀的深入，我覺得以上認識，還不是很到位。目前，我認識到，《論語》頭條，開宗明義，提出了一個“師文化”的概念。“師文化”概念非常重要，不僅因為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而且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從此誕生，並且成為民族的脊梁。
2006年11月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接受了素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的旅美學者餘英時先生，在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在當時就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的觀念籠罩下形成對孔子、《論語》、儒學的概念的，所以看到餘英時先生的著作，有耳目一新之感。從此，孔子倡導的是“士”文化，“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成為當代學術界的共識。這次重讀《士與中國文化》，發覺“士”文化這個概念來標誌孔子倡導的儒學，還不到位。“士”，作為四民之一，在孔子之前早就存在了，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文化心態也早就形成了。而“師”與“師文化”，則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也是他以一生的努力、實踐來確立的。官辦學校裏也有“師”，但這“師”是由貴族來擔任，或由官方聘任的，就是吃皇糧的，所以還是依附性的。而孔子身體力行的“師”，民辦學校的“師”，要確立的“師”的概念，是獨立性的。這個“師”是個全新的概念。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做民辦學校教師，也有做得很紅火的，但一般是權益之計，是以後出仕做官的進身階。這就是所謂的“學而優則仕”（按我的理解，應該是“學（敩）而優則仕”），但在孔子的理念裏，還有後一句，更重要的是後一句：“仕而優則學（敩）”，就是做官優秀的要抓教化。孔子早年也有“學而優則仕”的想法，這也是當時的習慣性思維使然，但孔子晚年，是明確“師”不僅是一份可以謀生的職業，而且是一個像貴族一樣可以保持人格高度獨立的社會身份，因為他從事的是教化這項高尚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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