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曾經的文化(1/5)

    雲南講武堂操場的沙礫

    雲南講武堂是我見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軍官學校。完整的兩層樓校舍、宿舍，構成了一個封閉的大四合院。大門的鐵欄杆斑駁而老舊，看起來好像是剛剛還有人從這裏走出走進。其實絕大多數房舍都空著，隻有一麵放了一些照片，大部分都屬於常見的大路貨，屬於講武堂的舊物很少，一門山炮和一門榴彈炮太先進，而一門土炮和幾枝火槍又太陳舊，都不屬於講武堂的時代，隻有操場上的沙礫十有八九是當年的舊物，白白的一層，都磨成了石英，看來沒少經人在上麵摸爬滾打。這是個出過很多大人物、改變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們的腳和身子肯定親近過這些沙礫，他們有活得很長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還有活得不那麽長的方聲濤、羅佩金、謝汝翼、張開儒、劉存厚、王伯齡，以及由從前的戰友變成敵人的唐繼堯和顧品珍。當然，還要說一個特別有名的大人物，這個人雖然僅僅是這裏的兼職教官，但卻是講武堂每個學生感到自豪的蔡鍔。

    講武堂的展覽，主要講的是辛亥革命和護國討袁。這很可以理解，曆史的敘事，都喜歡大事，尤其是價值十分正麵的大事。一個軍校，能跟這樣的大事聯係在一起，足以讓人把別的忘了，好像這個學校隻有這兩件事。其實，辛亥革命也好，護國討袁也好，對於中國也好，雲南也好，雲南講武堂也好，隻是兩個瞬間，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動。對於講武堂而言，就是沒完沒了地上課，訓練，列隊，齊步走，槍放下。

    我恍惚記得，雲南講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學校，至少從照片上看是如此。這個清末新政時期的軍事學校跟中國當時多數講武堂一樣，都是學習日本的產物。當時受法國影響很大的雲南，在軍事教育方麵卻沒有多少法國的影響，因為這個學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不僅教材、教法都取法於日本，連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學校。學校的教官與學生服裝都很像日本軍人。中國的陸軍現代化，從小站時代的學習德國，轉而進入了學習日本階段。

    不過，雲南講武堂展覽裏有一張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軍校儀仗兵，軍裝是日式的，但兵的手裏卻拿著一枝方天畫戟，想必，其他的儀仗兵手裏拿的也是斧鉞之類的家夥。這些儀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級軍事首領身邊的儀仗護衛，的確拿的都是這種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學法國，因為法國人到現在，某些儀仗隊依然拿著古代的冷兵器。

    儀仗兵手裏的方天畫戟並不能改變這裏現代軍事教育的本色。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樣，軍事現代化的改革在將軍隊引向現代化的同時，也威脅著這個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襯出主導這個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後和腐朽。因此，改革產生的新式陸軍，尤其是這些新式學堂的學生，反而成為王朝政府所要防範的對象。那些原本作為改革對象的巡防營，盡管落後、野蠻，沒有訓練，但卻令各級政府官員放心，成為監視新軍，尤其是講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滅亡前的幾年裏，新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製，官兵受到監視，平時不發子彈，即使在實彈訓練中也要嚴格掌控所發的子彈數量。當時主政雲南的雲貴總督李經羲還算開明，對新軍戒備還不太嚴，而且他對蔡鍔特別賞識，新軍和講武堂的武器彈藥使用盡管有諸多的限製，但是他們還是能見到子彈。

    然而，防範越嚴，新軍的反心越重，與其說新軍士兵和軍事學校的學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帶壞”的，倒不如說是被政府大員們一係列的猜忌、防範逼反的。重用巡防營的作法影響尤壞，徹底消解了新軍基於自身現代性的自豪感和優越感。雲南講武堂的學生們很自覺地在每次實彈演習中把子彈節省下來，發15發隻打五發，剩下的都交給一些進步的教官統一保管，積攢起來，為起義做準備。

    武昌起義後，雲南很快響應，平時積攢下來的子彈最終讓新軍和講武堂學生攻下了軍械局和總督府。雲貴總督李經羲被從床底下拖出來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起義軍的司令是自己一直特別欣賞的協統（旅長）蔡鍔，呆了半晌。

    最後，蔡鍔把李經羲放了，讓他去了香港。就這樣，清朝的軍事現代化努力最終成為壓垮這個王朝駱駝脊梁的最後一根稻草；不，應該是最後一粒沙礫。

    講武堂操場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礫，實際上也參與了一場戰鬥並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說，凡是在專製國家，大家都呼籲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滅得更快，清朝就是一個例子。其實，改革變成一個王朝政府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改革過程中政府自己變化太小，以至於成為引入新因素的對立麵，很自然地把新因子變成自己的敵人，如果自己變化步伐快一點，事情也許就不會是這個樣子。後發國家現代化變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凱末爾革命。人家政府推進的改革就沒有最終吞噬政府自己，在那裏，學習西方建立的新式軍隊反而成為政府變革的推動力量，自然是變革了的政府的依賴。

    雲南講武堂的操場上，隻有幾個閑散的老人，一個正在練太極劍的大娘成為這片沙礫上唯一還有點“武氣”的人。

    武夫軍漢辦大學

    大家都知道，北洋時期是武夫軍漢當家，這些武夫軍漢我們平常管他們叫軍閥。在現代中國，凡是被稱為“閥”的都帶有貶義，軍閥尤甚。所以一提起軍閥，人們腦海裏立刻冒出來的就是些專橫跋扈的軍人，打、砸、搶，吃飯不給錢，搶女學生做小老婆，隨便殺人，等等。當然，這麽幹的軍人不是沒有，打起仗來，尤其是打了敗仗之後，幹得比這過分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這些行為來概括所有的軍閥和軍閥所有的行為，好像也不合適。

    北洋時期，媒體罵軍閥，罵也就罵了，最大的懲罰是派人封了報館，往往是這邊封，那邊又開了。抓記者槍斃那是北洋末期胡子出身的張大帥當家時候的事。大學裏，教授們愛講什麽講什麽。當局想派進個校長去，如果教授不同意，任誰也沒轍，武夫們居然就是不敢派兵護送強行進入。更有意思

    的是，某些武夫軍漢居然自己辦大學，比如唐繼堯辦了東陸大學（即後來的雲南大學），張學良辦東北大學，連布販子出身的曹錕也辦了一所大學——保定的河北大學。

    唐繼堯和張學良都是喝過墨水的人，出過洋，見識過，有點閑錢辦個大學，不奇怪；曹錕一個粗人，雖說也上過北洋速成軍事學堂，但那是混出來的，在家鄉人送外號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係一向錢緊，居然也有興致辦大學。

    曹三傻子辦的大學不是軍校，而是一所綜合性大學，在原保定農業專門學校基礎上擴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錕在做直隸督軍。督軍是一省的天，但在這所大學裏，教授是天。

    曹錕出錢，管事，但是，辦大學，靠教授。他經常說，自己就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什麽都不懂，大學得靠教授。隻要曹錕在學校，就經常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對下課的教授噓寒問暖。大暑天，他在教室外麵看見教授講課講得滿麵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課的時候送毛巾到課堂上，給教授們擦汗，後來幹脆往教室裏裝了鐵櫃，放冰塊降溫。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錕都囑咐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紙包好，用托盤托著，舉案齊眉式地送給教授。

    河北大學的教授工資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學稍低，但對於物價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個月兩三百大洋的工資已屬天價；曹錕的副官們能拿到零頭，已經要念佛了。但是這樣的工資，曹錕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見教授在用顯微鏡做試驗，曹錕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這位粗魯的軍漢對學生要粗一點。文化低、詞少的曹督軍曹大帥偏愛給學生訓話，每訓必強調尊重教授，說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請來的，如果誰敢對教授不禮貌，就要誰的腦袋。然而，沒有哪個教授把所謂的學生不禮貌行為告訴曹錕，因此也沒有誰真的掉了腦袋。

    事實上，對曹錕這種人來說，辦大學跟比較開通的財主在家裏辦私塾的心態差不多。無論布販子出身的曹錕怎麽開明，怎麽喜歡附庸風雅，他辦大學也隻是給他的家鄉辦一個大私塾，教授都是他為家鄉父老請來的“西席”。

    對教授的尊敬，厚供給，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孫爭氣的鄉下財主，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讓老師食有魚，起居有禮。而且學生不聽話，也都放任老師去責罰，如果老師為此告狀，學生多半要挨一頓胖揍。這樣的財主，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的時代，每個好一點的鄉村教師都會遇到。

    曹錕其實根本不明白什麽叫學術自由，什麽叫教授治校，連什麽叫做現代的大學他都沒有見過；他熟悉的隻是怎樣管大兵，立正稍息，齊步走。獎就是大洋、升官，罰就是軍棍、禁閉和砍頭。但是他沒用軍隊的一套來辦大學、管大學，盡管他也在大學裏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馬弁，但是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子。連曹大帥都對教授一說話三點頭，他手下的這些小軍漢們還不隻有聽喝的份？

    形勢比人強，那時的大學，全中國都這麽辦，武夫軍漢來辦，自然也得這麽辦。不這麽辦，就不叫大學。看來，誰來辦大學並不重要，即便是一個大學問家來辦大學，趕上一個大學不叫大學的年代，也隻能辦成衙門；反過來，武夫軍漢趕上合適的時候，也能辦出一個像樣的大學來。

    曆史在大學轉了一個圈

    我曾經說過，曆史的好玩之處在於它不見得總是推陳出新，而是經常舊戲重演，演員雖然變了，但戲的內容卻依然如故。有的時候連戲名都換了，曲牌也不講究，亂七八糟，但是細聽聽，還是那個老調子，連台步都按老規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舊戲重演，靠的是演員一輩輩地心口相傳。過去唱戲的師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幾出戲，肚子裏的戲越多，師傅就越值錢。但是，曆史上的舊戲重演，卻沒有師徒相授，可一樣傳得真、演得像。看來，咱們中國人的曆史，背後有一個老是重複的大腳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蔡先生回憶說，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師大學堂的遺風猶存，學生在學校不是為了求學，“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麵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學生的另一個毛病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並不見得受歡迎，“考試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前蔡元培時代的大學，是前清衙門轉來的，清朝的大臣奉旨辦學，辦的就是官學。京師大學堂原來隻招進士，科舉停辦，大家都把大學堂當成翰林院，畢業生就是翰林。以至於有個大學究陳漢章，大學堂請他去教書他不幹，非要去做學生，為的就是日後可以做“翰林”。因此，習慣上，學生被稱為老爺，而監督（校長）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時隔百年，我們大學裏的學習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師一份講義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紙黃頁爛不肯換，倒是可以獲評節約標兵。比那時進步的是，老師不發講義，要靠學生當堂記筆記。學生們平時不燒香，考前磨著老師要考試範圍；老師不肯給，學生臨陣磨槍，狂背筆記；上課缺課多的則借同學筆記複印完了再背。老師肯通融的，則師生皆大歡喜，掌聲雷動。對於相當多的學生而言，最好的老師就是那些上課不負責，考試寬容放水的老師，他們不在乎學到了什麽，隻在乎那張畢業文憑。連當年學生對教師的態度都在重演，認真負責而且有點學術水平的老師不見得真受學生歡迎，而那些在政府裏身居高位，或者曾經身居高位的人，無論在學校裏做兼職也罷，來掛名也行，都無一例外地受到熱捧。哪個學校那些兼職的博導們都有最多的人報考，得以廁身高官或者曾經高官的門牆之內，不僅在“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而且畢業的當口就有若許進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學問大，不僅在大學體係內是顛撲不破的鐵律，也得到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認可。稍有不同的是，學生不再是老爺，他們已經變成了聽話的良民和不聽話的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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