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2/3)

    可是《蘇報》辦在租界裏，一幹“亂黨”，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鄒容等，也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出沒，稍有風吹草動，就溜到租界去，讓清朝的官員望界興歎。還好，由於西太後雌威尚在，施加的壓力足夠地大，而且章太炎們罵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時的西方列強，對已經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給點麵子，所以列強的領事們同意查辦這些革命黨，隻是隻能在租界內審辦。清朝官場徇私玩忽的積習，在這個時候，起了非常正麵的作用。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跟這些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兵馬未動，風卻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這些人趕緊開溜(此公後來做了礦務學堂的總辦，給學生出國文題，有“項羽拿破侖論”這樣的好題目。這個學堂最有名的學生叫周樹人，即後來的魯迅)。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加上報紙的老板陳範，很識趣地走開了，隻有罵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幾乎是自投羅網似的被捉了進去。講義氣的鄒容不忍心讓老大哥獨自坐監，也投案自首。在名為中外合議、實際上是洋人當家的會審公廨上，章太炎發揮自己文字學的學問，硬是考證出“小醜”的古義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沒有罵人。鄒容則辯解說，他那號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根本就是別人的盜版，他寫是寫了，但沒有發表。盡管兩位經過高人指點，通曉西方法律的革命黨，在法庭上辯得讓人直暈，但是原本就打算給清政府麵子的法官，還是判他們二人有罪，分別服刑兩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蘇報》原是一介普通的小報，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閑和有閑錢的人，學洋人辦報，是這些閑人和閑錢的一種出路。《蘇報》的創辦人胡璋，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跟辦工廠、開錢莊差不多，隻是胡某人辦得不好，賠累不起。轉給陳範之後，雖說陳有政治傾向，同情變法，但也跟銀子沒仇(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所以，也得謀經營之道。談政治雖然危險，但在那個年月，卻是時髦，有市場。據阿英研究，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中國的通商口岸，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連不講政治都沒有人讀。隻是《蘇報》最初談政治，完全是康黨(康有為)的口吻，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戊戌政變，直至鬧到庚子之變，殺教士和教民，打使館(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鬧完之後，又遲遲不肯認錯，《蘇報》也逐漸地走向激進，傾向革命了。當然，這裏也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在這個時候，越是激進的言論，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實，《蘇報》案的一幹主角們，跟孫中山不一樣，當初也都是康黨，或者傾向維新的，章太炎就參與過《時務報》的事務。由改良轉為革命，也都是由於對清政府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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