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2/3)

    杜月笙之有名，還在於他在跟上流社會打交道的同時，並沒有忘了幫會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為某一部分下層百姓討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眾眼裏，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當不錯的。當時的上海，不管你是街頭的小販，還是四馬路的流鶯，受了欺負，隻要運氣足夠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會管，而且肯定會給你一個說得過去的說法。在國民黨政府控製下的黃色工會，不再替工人說話，或者組織罷工時，杜月笙和他的門徒就承擔了這個惹事的買賣；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許多工人罷工，都有幫會的背景，特別是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碼頭工人、人力車夫的“維權活動”，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為了支持這些罷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當局搞翻的危險。從某種意義上說，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戰以後，在國民黨政府那邊越來越失勢，1948年連兒子都因所謂破壞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來，很大程度上是他這種替工人“維權”的行為所致。事實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黨人還熱衷於工人運動的時候，也必須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總工會的會長汪壽華還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隻是後來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的時候，受到各方的壓力與誘惑，杜月笙又出賣了他。這件事，後來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盡的憾事。1949年以後，當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劇界有“冬皇”之稱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時候，還不斷地提及此事。

    一個國家，當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門不能維護秩序，不能還下層百姓一個起碼的公道的時候，下層百姓就會去求助黑社會。黑社會也自然會以下層社會的執法者麵目出現，在很多場合充當裁判，盡管他們的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壞者和下層百姓的壓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種秩序，都有人在尋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職，那麽自然會有替代者。舊中國的種種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此。

    第三部分

    順人章士釗

    一個人活在世上，不順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華的話來說，就是長時間的痛苦中間夾雜著瞬間的快樂。大概隻要某人快樂之間的間隔稍微短一點，大家就會認為他命很好了。不過，這個世界上，事情總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數人埋頭苦熬的時候，總有那麽一些人，不知道什麽原因，能在各種環境和條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麵我們要談到的章士釗，就是這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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