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1/2)

    （四）街坊。同村而居者，雖非宗姻，但“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有不成文的出入相友，患難相助的習慣。

    總的來說，農民對於倫理秩序的基本的追求就是“上下有序，講信修睦”。個人在倫理網絡的和諧中得以安居樂業。

    二，道德原則。正統的道德原則是以忠孝為核心的五常八德，而整個五常八德中對於農民最有實際意義的隻有兩個：“孝”與“義”。

    農民一般不認為自己是“臣”，所以對“忠”的問題考慮得不多。而他們所謂的“孝”，與正統之孝相比，顯然要低了一個檔次。士大夫所謂顯親，娛親，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種奢侈的豪語。他們意中之孝，恰是孔子不以為然的“與畜犬馬何異”的僅止於“養”的“養親”，即給年老的父母一口飯吃。其實，在農業社會裏，老人的生活與生產經驗對兒輩不無裨益，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老人都能做很多輔助性勞動，使家計不無小補。所以，農民家庭贍養老人的困難，在老人活著的時候主要不是經濟上的，而是一些類似老人“偏心”這樣的生活麻煩。“孝”的最大負擔，對於農民來說是喪葬。雙親故去，按理應該是減輕負擔，但是恰恰相反，因為習俗中的“孝”很關鍵的是在老人死了以後怎麽葬，不竭全力就不足以稱作“孝”，所以，農民因喪葬而傾家者比比皆是，賣身葬父甚至殺身葬父之事也時有所聞。

    孝的一端為“送死”，另一端則是“養生”。養不出後代也是最大的不孝，香火一斷，直接威脅到雙親死後的血食的有無和血脈與姓氏的傳續，所以有時父親要比兒子更在意孫子的有無，道理正在於此。

    “義”是一種很寬泛的道德原則，上可化為朝廷提倡的“忠義”，下可通於江湖流行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義，“重然諾輕生死”是義，濟人危難是義，善待家室妻小也可以說是義（所謂義夫節婦），報效朝廷更是義（義民義勇之類）。農民講義的精神要旨，第一層含義是“不相負”三字，相負就是不仗義，不相負就是仗義。絕大多數忠良戲、傳說、故事，渲染的都是忠良對朝廷如何如何夠意思，都是“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為朝廷撐地托天，可皇帝卻屢屢聽信讒言，迫害忠良，在弘揚忠良之義的同時，貶斥了朝廷的不義。雖然並沒有逸出“義”的理念的窠臼，但卻標出了民間對義的傾向與期待。義的第二層含義是“不淩弱”。“奪天下於孤兒寡母之手”是曆代野心家的慣行慣技，隻有石勒這個出身卑賤的褐胡才會認為它不仗義。恃強淩弱是農民最忌恨的惡德之一。義的第三層含義是施恩報恩，拯人危難，解人倒懸。韓信對漂母，一飯之恩必報是義，但反過來眥睚之怨必報則不是義。老百姓對朝廷講忠義，實際上是在報所謂的食毛踐土之恩，所以實際上談不上是什麽“忠”。

    三，兩性倫理。兩性關係無疑是社會倫理的核心問題，抽掉了兩性的內涵，道德就變成了一具空殼。中國傳統家庭是父子軸線型的，女子隻是輔從，農民也不例外。傳統倫理要求女子“三從”（在家從父兄，出門從夫，夫死從子），農家女子也難逃此厄。一般父係家庭結構，在性方麵是男性至上的，為維護男性的權益和血統的純正，對女子的貞操要求比較嚴格，在中國士大夫則衍化出一整套單方麵約束女子的“男女之大防”的規矩和程式。對於農民來說，在總的方麵與上層規範並無不同，但相對來講兩性關係較為寬鬆。一方麵固然由於他們對正統觀念染濡較淺，或者說由於小渠道傳播接受的是走了形的正統倫理，但主要還是生活環境所致。有的學者曾對南中國務農的客家與水上人家“蜑民”進行比較研究，結果表明：在社會化方麵，客家人的社會化規範比較嚴苛，兩性規則也相對嚴謹；而蜑民則社會化規範寬容，兩性關係也較為隨便。也就是說，越是社會地位低下，身份低賤的社會階層，其倫理規範就越寬鬆，隨意性強。農家的“小家碧玉”，無“深閨”可言，貧寒的家境需要她們“拋頭露麵”去勞動，因此男女之“防”就要大打折扣。男女青年在勞動和生活中相互愉悅，產生愛情，越軌逾矩者比比皆是。“逾東牆而摟處子”這種事在農村算不了什麽大不了的缺德，否則；汗牛充棟的愛情民歌從何而來？況且，由於有錢有權人三妻四妾的多妻製與重男輕女的陋習交互作用，致使農村男女比例長期失調，而農民又如重視生命一般地在乎娶妻傳後，所以在性的問題上，沒法不將就些。村婦再醮至三至四，也屬正常，沒人說三道四。“拉幫套”、“搭夥計”、“半掩門”這類或明或暗的多夫製，也至少有半合法的性質。關於叔嫂，上層的變通為“嫂溺則援以手”，而民間則化為叔嫂沒大小，不避嫌，什麽玩笑都可以開。農村中的夫妻無疑是生育型的，性愛的因素相對淡漠得多。但一如城裏士大夫有妓院、娼寮作為性方麵的補充一樣，農村中也往往存在性技能較高和情感較豐富的“騷婆娘”和“破鞋”作為農民男子性方麵不那麽完全的補充。在有些地區，成家男女之間猥褻性的玩笑與胡鬧甚至“通奸”，幾乎成了農村中必不可少的娛樂與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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