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幕 筆杆子和槍杆子(1/5)

    革命要靠槍杆子和筆杆子，但這兩杆子能折騰出事兒來，還得靠時運。

    《民報》：頑童革命黨的塗鴉

    章炳麟主持《民報》，還是立意在宣傳，在多數情況下，他其實是盡量通俗來著，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在他主持下，《民報》上，還有漫畫。

    《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大學問家章太炎做主編的時候，聲譽很是不錯，跟康梁的保皇黨們，打了許多大仗，據我們的教科書說，把康梁們打趴下了，從此以後，革命戰勝了保皇。是不是真的這樣，不好說，但當時的《民報》，在不安分的人們中間，的確很有名氣。

    章太炎是晚清最有名的學者俞樾先生的高足，這個俞樾，是曾國藩的門生，因為一句“花落春仍在”的帖試詩，大受賞識。後來因主持河南鄉試出題出得太怪，被都老爺參了下來，從此以後專心做學問。曾國藩有名言曰，俞樾拚命做學問，李鴻章拚命做官。拚命做學問的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太炎），也是一個做學問拚命的人。學問做得很大，現在看他的學術類文章，經史子集，加上佛學，任馬由韁，沒點功夫，根本看不下來。但他主持《民報》，還是立意在宣傳，黨內好些人嫌他學究氣太重，不夠通俗，多少有些冤枉，在多數情況下，章太炎其實是盡量通俗來著，但是讓此老寫陳天華那樣的打油詩，也不大現實。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在他主持下，《民報》上，還有漫畫。

    《民報》上的漫畫，畫的都是晚清的名人。名人可是名人，在《民報》那裏，變了一個稱謂，叫做漢奸。已經死去的曾、左、李，名曰“過去之漢奸”。曾國藩頂戴花翎的頭麵，卻給安了一個蟒蛇身子。左宗棠也是一樣，人麵獸身。李鴻章是人麵魚身，這個身高一米八的漢子，成了美男魚，跟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魚有一比。這樣的漫畫造型，隻有曾國藩的像有點根據。據說，由於曾國藩渾身長癬，常年都雇人撓癢，身上一層層地往下掉鱗皮，所以人們傳說，他是大蟒蛇變的，特意來拯救清朝天下的。當然，也有傳說，所謂蟒蛇，是西山十戾之一，原本就是亂世的妖魔下界。曾國藩的出現，無非是天下大亂的征兆。不管怎麽說，把曾國藩畫成人麵蛇身，不為無因。但左宗棠為什麽是獸身，李鴻章為何是魚身，就不明白了。我想，反正是罵人，大概是為了搭配曾國藩同時有所區別吧，一個既然是蛇了，剩下兩個，隻能一個獸，一個魚。

    還有三位清朝新政時期的名人，也就是《民報》辦的時候，還活著的名人。他們的命運，似乎比他們的前輩更差些，這些漫畫，名曰“現在之漢奸真相圖”。其中，袁世凱是個半身像，臉被剖開。張之洞頂戴花翎，但腦袋卻被放在胯下。岑春煊也是頂戴花翎，但腦袋是倒著放在脖子上麵的。這三位都是清朝新政時期最有名，地位最高的名臣，人稱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無學有術，岑春煊不學無術。還有說，張之洞是士屠，因為鎮壓自立軍起義，袁世凱是民屠，因為練兵的時候擅殺菜農，岑春煊是官屠，因為他特別喜歡參下屬官員。盡管評價不一，但誰也否認不了他們三人的地位。曆史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這三人是繞不開的，當然，清朝也離不開他們三個。因此，這三人對於革命黨來說，也是最大的敵人，或者說，最危險的漢奸。革命黨人立意排滿，因此他們說的漢奸跟我們現在有所不同，凡是漢人給滿人做事的，都是漢奸。不過，三人之中，袁世凱是被貶低得比較輕的一個，隻是把他的臉剖開了而已，似乎暗示此人有多重麵目。其實，同盟會成立之後，還不斷有革命黨人對袁世凱抱有幻想，據說有人還去聯絡過他，沒有反響，也沒給綁去討賞。

    宣傳品上有漫畫，並不起於革命黨人的報紙。晚清打教（基督教）的揭帖上，早就有類似的東西。把傳教士和教民畫成人麵豬身，或者豬麵人身的都有。比較高檔的揭帖上也有清朝大臣的漫畫，有正麵的人物，比如左宗棠，比如操辦了貴州教案的貴州提督田興恕，都被畫得很威猛，下麵的題詞也極盡奉承。但是，對另一些人就不那麽尊重了，其中就有李鴻章。李鴻章不僅在後來的教科書上形象極差，就是在當時，也被打教的紳民與革命黨人共同視為漢奸。前者說他是洋人的漢奸，後者說他是滿人的漢奸。

    這些漫畫出品的時候，西方已經有了比較好玩的漫畫，連環漫畫，漫畫裏的人物，已經不再是壞人，他們的好玩與滑稽，引得老少皆迷。西方報紙上的政治諷刺漫畫出現得更早，在19世紀中葉，已經就很流行了。畫得幽默、好玩，而且具有諷刺意義。但是，在中國，即使立意學習西方的人所辦的報紙，上麵所謂的漫畫，還是罵人的宣泄，就跟頑童平時看不上誰，就在牆上塗鴉，醜化某人，然後寫上×誰誰的媽，或者誰誰是大王八沒有太多的區別。這種頑童伎倆，在打教揭帖上得到了發揚，現在則輪到了革命黨來進一步發揚光大。看來，這種漫畫的演化，脈絡相當清晰。《民報》也好，揭帖也好，大家畫這種把人畫成畜生的畫，無論畫技高低，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泄憤。隻是這樣的泄憤，對於有同樣憤忿的人而言，當然有用。國內不安分的人們，喜歡看這些東西。但是對於那些並不如此“憤清”的人們，也許就沒用了。不管怎樣，革命黨還是期待自己的報紙在國內掀起風浪。海關不讓進口，就偷偷往裏帶，特別是讓滿人留學生往國內帶。先把成捆的《民報》包好，上麵寫著“法政論叢”，然後交給相識的滿人留學生，讓他們帶給國內的某人。過海關的時候，海關人員看見既是滿人，而且頭上有辮子，自然就不查了。這些夾帶的滿人，是真不知情，還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過，後來我們在革命黨人的回憶中，提及他們的革命啟蒙讀物，似乎很少提到《民報》。不是《揚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軍》和《猛回頭》、《警世鍾》這樣的小冊子。

    《大江報》：不得不說的文字獄案

    詹大悲與何海鳴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個法官駁得一愣一愣的。每次開庭，兩人都理直氣壯，報道中經常會出現兩人當庭“大怒”的字樣，反過來，法官倒是一點也怒不起來，唯唯諾諾。

    說到武昌起義，必然要說到一樁文字獄，這就是大江報案。《大江報》有個“大”字，但實際上是一個小報，原來叫《大江白話報》，後來因報道漢口黃包車夫吳一狗案，敢於直言，成了氣候 ，但規模依然不大，總編輯加編輯兼記者，攏共才有兩人，一個詹大悲，一個何海鳴。這兩位都是近代曆史上特別出名的革命黨和報人，前者一直激進，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個老資格的國民黨元老，居然被國民黨桂係清黨時給殺掉。後者在二次革命時，扮演了一個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風頭，後來就頹廢，變成蝴蝶鴛鴦派文人，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不過，在《大江報》案發之前，這兩人的名頭還不怎樣響。做報人，當年首選上海，其次才輪得到北京。武漢報業不發達，不管怎樣敢言，也無非是茶杯裏的風暴，外麵不大理會的。譏諷時政，是當年革命黨人辦報的一個特點。《大江報》碰過初上任的端方，惹過新軍統製張彪，讓總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態也一點不低調，報館從總編、編輯到會計並門房，都沒有辮子。可是，曆任當政者都忍了，真正讓《大江報》倒黴的，是兩篇不長的短文時評。一篇是何海鳴寫的《亡中國者和平也》，一篇是黃侃寫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特別是後一篇，雖然僅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個標題，就嚇煞個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黃侃後來成了國學大師，很是守舊，但在當時，卻是一個激進得不得了的新軍士兵。這篇文字，據說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熱之際，一揮而就的。當時雖然報禁已開，但這樣的言論，明擺著是“煽動禍亂”，沒法讓當局無動於衷。當然，即便如此，實情也可能如當時的輿論所說，《大江報》無非是平時零碎得罪了當道，此時被借這兩篇過激言論開刀罷了。不過如果真的是這樣，湖北的地方官在挨罵的時候不敢動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處罰報人，說明這些地方官還是講規矩的。此前（1910年初）陳夔龍做總督時，《武漢新報》主編張漢傑撰文譏諷了他，就被逮捕下獄，有黎元洪為之緩頰，還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報》被查封，消息是他們自己用電報傳出來的，此後，上海的報界，就開始了一係列的關注。據跟《申報》齊名的《時報》報道，當大批的警察趕到報館，當事人一個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鳴都是後來陸續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網，把所有的事，都攬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訴警方何海鳴在何處。對於《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文，說是來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殺，他一個人扛著。後來落網的何海鳴，也不含糊。《亡中國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個“海”字，按說他不認賬也可以，渾賴就是，但是他認了。不僅如此，兩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個法官駁得一愣一愣的。每次開庭，兩人都理直氣壯，報道中經常會出現兩人當庭“大怒”的字樣，反過來，法官倒是一點怒不起來，唯唯諾諾。

    大江報案引起了全國輿論的關注，武漢可憐的報界和各界團體，紛紛遞交呈文，為《大江報》說情。但是，武漢以外的報紙，可就沒這麽客氣，天天冷嘲熱諷，旗幟鮮明地站在《大江報》一邊說話。甚至還惡心說，抄查當日，報館買的一擔西瓜，也被警察給吃了。還說，像《大江報》這種言論，在各地多的很，如果以此種文字為激烈，無非是地方長官之別有用心的“特別發揮”。《大江報》的讀者，連日到報館門口“憑吊”，門口一時間堆滿了“安慰之紙條，哭吊之短文”。一時間，湖北官方很是被動，聲名大壞。

    當然，既然起訴了，不判是不行的。《大江報》這樣的文字，如果按字麵摳的話，也的確違法了當時的報律，有不少公然抨擊憲法大綱和鼓吹革命的關礙文字。說它涉嫌擾亂治安，混亂政體，也不是沒有道理。礙於輿論，此案判得相當輕，僅僅對詹何二人課以罰金八百元，兩人沒錢繳納，也不想繳納，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報》被判永遠不得出版。其時，已經是1911年的8月，離革命爆發沒幾天了。

    當然，如果革命黨人有錢交罰金，詹、何二人可以不坐牢，換個報名，還可以接著辦，接著罵當道，接著激進，都沒問題。但是，湖北的革命黨人一向鬧窮，辦《大江報》，還是有人破家相助籌了一點錢，報紙被關，本錢都虧進去了，哪裏有再辦下去的財力？ 盡管官方按法律說，如此辦理，並非過分，但此案畢竟屬於因言治罪。這種傷害言論自由的惡事，在當時名聲很壞。詹、何兩人的坐牢，實際上起到的是一個昭示當局醜惡，弄臭當局的作用。所以，就是能夠弄到錢，這兩人也是不會交罰金的，就是要坐牢。兩人坐牢了，文戲完了，該武戲上場了。革命黨人緊鑼密鼓地開始了起義的籌備，買槍，買子彈，試驗炸彈。雖然起義沒有按預定的計劃展開，但包括黃侃在內的新軍士兵，還是用手裏的槍，趕跑了瑞澂。將詹大悲與何海鳴接出了監獄，《大江報》隆重複刊。

    但是，複刊後的《大江報》，轉過年來，就再次被查封，這回幹壞事的是黎元洪。罪名是《大江報》鼓吹無政府主義，主張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廢除婚姻，不要家庭。跟清朝的總督不同，此番查封要狠得多，黎元洪是要把主筆政的何海鳴抓住就地正法的。然而，軍警到報社時，何海鳴正在大舞台串戲做票友，聞訊，一溜煙走了。這樣的嚴厲處置，恐怕不是報紙主張擾害人心那麽簡單。革命之後，原來的同盟會同誌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堅持同盟會立場的人，對立日益明顯，而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鳴），對這個首義元勳，現在的副總統，也愈發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從床下拖出的段子。人要臉，樹要皮，況副總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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