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5)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誌，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盡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製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越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越是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複，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製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盡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製。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隻有少數地區比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幹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並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麵，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不過一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麽大的國家裏，實在算不了什麽。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於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精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隻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後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幹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裏，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功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後和奕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曆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謀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製，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讚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製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期間，也有人提出可以讓孔子後裔和明朝皇族後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製。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後裔和明皇後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製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後的中國隻能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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