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2）

小報告的命運在革命運動中顯然比大字報還要好，隻不過它已經換了名字，叫做向組織匯報情況，向組織交心，等等。從小學開始，班主任老師最拿手的絕活兒就是通過班幹部和積極分子向他（她）匯報情況以了解同學的每一個細節。小時候的我相當愚笨，總是弄不明白為什麽我在私下裏幹的那點兒出格的事，老師總是了如指掌。進入中學，已經是“文革”的後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裏聊的那些對現實不滿的看法，也不知道怎麽就到了老師甚至校領導的耳朵裏，最後竟然演變成了政治問題，直鬥得我發昏四十二章經。當時我並不明白，這種事情其實是一個普遍的風氣的反映，並非我自己特別的倒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這種可愛的風氣現在也並沒有止息，大概屬於宋玉說的那種“大王之雄風”吧，刮得那麽理直氣壯，浩浩蕩蕩。不僅大學生幹了什麽有人向上匯報，就是老師也有學生檢舉揭發某些思想傾向的問題。當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並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檢舉，事實上，如果真是碰到這種情況，反倒沒有人敢於出頭了。 在經過了大規模和頻繁地用群眾運動來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時代，終於發現周期性的給予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自由”，並不能做到完全的收放自如，弄得不好還會造成大眾性癲狂，貽害無窮。於是，已經被明文寫入憲法的“四大”被一腳踢出，再也沒有人有興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於對“文革”心有餘悸，想到大字報滿天的情景難免打哆嗦，所以也寧願離“四大”遠遠的。大字報在流行了幾千年之後，第一次不僅在上層而且在下層也變成了沒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個人們沒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缺乏適當的宣泄渠道的社會，一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傳媒的社會，大字報和小報告實際都隻是這種社會相應的政治製度的衍生物。沒有人生下來就會打小報告，更沒有人天生會刷大字報，在某種意義上，人的行為是製度環境塑造的。一方麵，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大字報和小報告這對難兄難弟，跟官場權術和宮廷陰謀一樣，導演了無數哭哭笑笑的悲喜劇，堪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隱形政治機製。而另一方麵，大字報和小報告也可以說是某種畸形的社會宣泄形式，特別是大字報，幾乎成了正常年代無權的人們表達和發泄不滿情緒的主要渠道，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觀測社會狀況的晴雨表。對這對難兄難弟愛也罷，恨也罷，自以為得計從容利用也罷，實際上都沒有越出傳統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難免傳統政治的悲劇。 封殺了大字報，卻依然吝嗇給人們說話的機會，但人總是要說話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於是漸漸的政治笑話和小道消息泛濫成災，現在又有了無所不在的網絡，大概除了色情內容以外，網上口沒遮攔的“大字報”是最受人們歡迎的了。糟糕的是，對於這些飽含惡毒攻擊內容的東西，即使配備上百萬的網絡警察恐怕也難以全部封殺。大字報和小報告雖說是一對難兄難弟，實際上在人們的眼裏，後者卻更傷德，更為人們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經被明令取締，而後者卻依然可以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朱元璋的那個懸賞“大銀兩個”的上諭，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就在北京過去的國子監的碑林裏，如果還沒有被酸雨腐蝕掉的話，那麽有心人真應該拓下廣泛複製，也放在現在的國子監裏。 唐德剛走了，史學有點兒寂寞 唐德剛先生走了，媒體的朋友覺得我該說點兒什麽。看到報紙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覺自己是該寫點兒什麽。寫什麽呢？我不認識先生，僅僅是先生的讀者，千千萬萬喜歡先生文字的讀者之一。隻是，在有些人看來，我作為一個弄史的人，寫作風格，跟唐德剛先生有幾分相似。甚至還有記者問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剛先生的影響。就憑這個，我也該寫幾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