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革命黨？(1/2)

    《江蘇》、《遊學譯編》、《浙江潮》等書遞到了阿發的手裏，他有些疑惑，隨手翻了幾頁，抬起頭詢問道：“反對滿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黨？”

    查理宋見阿發隻是疑惑和詢問，卻沒有什麽驚訝神情，便覺得大有希望，笑道：“這是朋友們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說，我是林肯的忠實信徒，覺得這些書挺不錯。”

    阿發似信非信地點了點頭，微微一笑，調侃道：“印行禁書，必定發財，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條規律吧！”

    “發財嘛，算是吧！”查理宋望著阿發，意味深長地說道：“那陳先生對革命黨，革命，又是怎麽看的呢？”

    阿發想了想，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那查理怎麽看國學和實用科學？革命是破而後立，還是隻破不立，或者說是隻會破不會立？革命是隻需要鼓與呼的宣傳家，還是也需要埋頭苦幹的工作者？”

    這一連串的問題立刻讓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當時的絕大多數革命者心裏，幾乎都有一個革命萬能的認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滿清政權，革命成功了，便一切問題都能解決。國家能獨立強盛，民族能複興升騰，百姓能安居樂業，革命似乎就是一劑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

    但實際上呢，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獨立要取決於多種因素。對一個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製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換舊符”，具有明顯的質的突變；但對一個社會形態的物質基礎、科學文化乃至人才發展而言，在新質基礎上開始的新的飛躍卻是離不開量的積累的。

    換而言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單拿出來自然是片麵和狹隘的，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獨立強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憑革命家的鼓動和宣傳能夠擺脫列強的壓榨欺侮嗎？沒有長時間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方麵的艱苦創業和艱苦的量的準備，革命固然能推翻一個舊社會，但新社會的形態又會是什麽模樣呢？

    而阿發的問題看似簡單，卻隱含了這樣的思想和判斷。就象魯迅先生說到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拚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難道就因為從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們看成是新世紀複興中華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隻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裏都沒有變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後，晚清王韜的《法國誌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由於“革命”的現代用法初進中國時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以及這個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語義，使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特別是後一點，使清政府隻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使用“革命黨”這樣的雖然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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