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日本佛教的友誼(1/5)
日本的佛教學者對於原始佛教、部派佛教、
佛教的源流，甚至中國佛教的研究，
都是分層別類、孜孜不倦；
現在大陸的一些大學也有宗教學係，
但是他們研究佛教，
往往偏重於中國的佛教，
頂多是儒釋道合流，
台灣研究佛教，
則重視科學的、倡導未來的世界，
然而未來的世界遙不可知，
一時也難見結果。
所以我們很羨慕日本的研究精神，
可以說，
他們的佛學研究比我們進步一百年以上。
說到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從唐代開始，日本派遣唐使、遣唐僧到中國學習中華文化，接著，邀請中國的高僧鑒真大師到日本弘法，之後千餘年來，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就很難厘清了。尤其是清朝末年，中日在甲午年間的海軍一戰，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及台澎附屬各島嶼；此後又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引起“五四愛國運動”，從此中日關係就一直糾纏不清。
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兩國的損失、死傷的慘烈，真是何苦來哉。所幸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向同盟國投降，中華民族贏得抗戰最後的勝利，才收複了東北、台灣、澎湖等地區。
日本投降之後，不幸中國的內戰又激烈地展開。國民黨敗退台灣，我也在一九四九年正月，組織“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想不到我一時的臨時起意，一生的歲月，可以說和台灣休戚與共。雖然我在台灣生活了六十多年，也到過全世界訪問，在各個國家建設道場，但是關係最密切的還是在亞洲，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韓國、日本等，數十年的歲月中不斷地交往。而我和日本的往來，也有一些值得回憶的事例，僅就記憶所及，略述如下。
我和日本佛教界最初的往來
先是一九六三年，我代表“中國佛教會”到日本訪問，承蒙全日本佛教會派遣國際部長柳了堅、組織部岩本昭典先生全權負責，接待我們訪問日本所有佛教皇派的大本山，讓我認識了東本願寺的大穀光暢，西本願寺的大穀光照，高野山的高峰秀海，臨濟宗妙心寺的古川大航，臨濟宗大德寺的小田雪窗，曹洞宗總持寺的岩本俊智、金剛秀一和丹羽廉芳，以及東大寺的狹川明俊、四天王寺的出口常順等許多管長級的佛教人士。
除了這些諸山大德之外，和我們友好的旅日華僧，就屬東京的清度和神戶的仁光兩位法師了。清度法師是東北人，一口標準的日本話，個子很高、很莊嚴，一路上對我們都很照顧。仁光法師是神戶關帝廟的住持，曾經送我們《鐵眼大藏經》，後來也交往多年，是一位很有德的仁者。他在日本雖沒有什麽事業，但是人在日本，心在中國，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
自由活動的時候，日本學者塚本善隆先生感念我是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的出家人，特地請仁光法師陪同，我們三個人就在京都一個大飯店裏，吃了一桌日本人做的中國料理，相當豐盛。在日本，塚本善隆教授是研究中國佛教的權威，也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京都千年古刹清涼寺的住持。後來我們佛光山的慈惠法師赴日留學，還曾經親近他學習，可以說是稀有難得的因緣。
宴會當中，他表示，非常感謝中國的大國大量，過去日本派青年學子，如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呂等遣唐使到中國留學，也有日本的出家人，如榮睿、普照到中國邀請鑒真大師赴日本弘法；乃至後來開創日本真言宗的空海、開創天台宗的最澄、開創日本曹洞宗的道元、開創日本臨濟宗的榮西，以及圓仁、圓珍等，他們到中國學習，都是由中國接待吃住，從未聽說花費金錢。而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到日本留學，學費昂貴、住宿昂貴、飲食昂貴，真是難為了這些青年學子，深感日本佛教對不起中國佛教，愧對中國人。
我記得那一次訪問日本兩個禮拜，要離開的時候，全日本佛教會的岩本昭典把身上的鋼筆、手表，所有口袋裏的東西，通通掏出來送給我。我感受到日本人的盛情，在戰後能有如此的親切往來，是很值得懷念的事情。
一九六四年，我在高雄建設壽山寺，舉行落成典禮的時候，台灣光複前駐台灣負責傳教的布教師東海宜誠，也來參加我們的典禮。他以一口流利的台灣話致辭，在當時，很能引起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好感。
後來，日本佛教界不斷地組團來台灣，或觀光，或有一些議員在政治上和台灣有所往來。因為日本也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據聞，過去日本聖德太子在國家的憲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要信奉三寶。基於佛教界“冤家宜解不宜結”的道理，我們也覺得有必要展開對日本的友誼，可以說早期的台灣，如果不靠日本的廣告、醫藥、食品等，日子也不太好過。
台灣光複初期，與日本人的書信來往還不太方便，但是我在日本買的佛教書籍，都能順利地收到。尤其是宜蘭的一位信徒吳和鈴居士，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喜歡閱讀日文書刊，但是日本書要進口相當困難，所以都以我的名義寄來台灣，再轉交給他們，他們也非常歡喜。
這段期間，國民黨政府注意到台灣和日本的佛教應該要有往來，所以國民黨社工會蕭天讚主任親自到山上拜訪我，要我代表台灣擔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的會長；日本方麵，則由日本曹洞宗的管長丹羽廉芳老禪師代表擔任“日華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我們還相約每年組團相互訪問。
丹羽廉芳老禪師實在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老和尚，慈眉善目，待人真誠，曾拜訪過佛光山、台北別院等。記得我和他初識的時候，他還是副管長，我問他：“什麽時候可以做到管長？”他說：“我們日本宗派裏的管長，要看誰的壽命長，這是生命馬拉鬆，看誰活得長久，最後才能上台。”後來他當上管長，我們兩會還繼續互有往來。
在我們互相訪問期間，拜訪過佐藤榮作首相，也去過他家裏。後來他想把房子賣給我們，不過當時我們實在買不起，隻好作罷。因為佐藤首相的關係，我訪問過他支持的新興教團“立正佼成會”，認識了當時的會長庭野日敬，也是他們的創會會長。我在開山之初，庭野會長還曾經派他兒子組織的“青年之船”四百餘人到佛光山訪問交流。
兩件遺憾的事
回憶所及，我在訪問日本的期中，有兩件事感到遺憾。
第一件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有意將明代高僧隱元隆琦禪師在京都建設的黃檗山萬福寺交還給中國；然而，當時中國陷於內戰，沒有人有餘力來留意接收。時隔十年，我去訪問的時候，日本人主持的黃檗山還是遵守當初隱元禪師的遺風：凡是掛單的人，一定要誦念中國的經文，所有生活，都還是按照中國的禪林規矩。戰敗後的日本複興很快，後來要想再去接收黃檗山，就不是那麽容易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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