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1/2)

    這故事在其雛形時——也即在其尚處於一個模糊的、霧狀的，隻有隱隱約約幾個黑影在背景裏晃動的階段——一個八月的炎熱早晨，一個沒頭沒腦的、連我們自己都尚未察覺其含義的句子躍然紙上（如同從黃浦江東岸穿透江麵濃霧照在上海檔案館閱覽室東側靠窗口座位上的一道光線）：

    起初，引起薩爾禮少校注意的是那個白俄女人。

    我們絕無自稱自讚之意，這不過是一句大實話。一九三一年，警務處政治部的薩爾禮少校麵對法租界紛繁複雜的局勢，試圖厘清頭緒，抓住破解懸案之謎的蛛絲線索。他通過閱讀舊檔案，找到這個白俄女人。將近八十年後，我們坐在檔案室內，（與少校一樣）嚐試構建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係列事件的輪廓模型，同樣通過閱讀曆史檔案，我們一開始就發現這個女人。

    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的文書確曾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盡管它顯然帶有殖民當局官員那種懶散的、馬馬虎虎的風格）。日軍侵入上海後，該卷宗仍保存在理論上歸屬法國維希政府管轄的法租界當局手裏。直到一九四三年，汪偽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轄權，卷宗當然隨同法租界警務處的其他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轉到偽警察局檔案室內。我們相信，日本侵略軍駐上海的特工部門（即我們常常說的特高課），以及汪偽特工總部（即人們常說的“76號”）一定曾抽走該檔案內的一些關鍵文件，以配合他們隨後對該女軍火商人展開的複雜而成效不彰的調查。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總會有另一種可能的），我們的薛維世先生（無論此前還是當時，此人一直在該部門位居顯要），出於他私人的各種目的（或者國家利益），同樣很有機會把卷宗內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並銷毀（即便他有收藏的意願和可能，我們大概也無法找到）。

    眾所周知，中國軍民的抗日戰爭勝利是在一九四五年，這卷宗隨即由光複後草草組建的上海市盧家灣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後，卷宗的接管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盧灣公安分局。作為一個曆史研究者，我們必須體諒新生的、物資貧乏的國家和政府管理部門對於曆史檔案的處理方式——有些時候，如何節約利用物資要比合理利用曆史信息更迫在眉睫。純粹是由於紙張供應嚴重匱乏，共和國的公安人員不得不利用舊檔案（那些看來不太具有現實價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麵，以書寫對他們來說更緊要、更需記錄的事件。如此一來，這卷宗就被拆散，沒有人會關心寫在那些紙張背後的、已由（主要由投誠的國民政府軍政特工人員組成的）情報谘詢委員會鑒定過的，並被確認為無用的曆史信息。我們相信很多相關文件已被撕碎、卷成一團，消失在紙簍裏。一部分信息至今仍藏在主題全然與其無關的文件背後（因為重新裝訂粘貼歸卷而難以被研究者發現）。我們曾發現過一頁文件——在一份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工商業資本家內反動分子的舉報記錄背後。那頁文件被翻折過來重新裝訂，並用劣質膠水黏合。因為天長日久而脫膠，我們這才有幸發現它。在檔案館嚴格的調閱規則下，我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從上下兩端挑開那頁合疊的紙，確保不去破壞裝訂線，憑借靠窗座位比較明亮的光線，一字一句把這份殘頁的內容抄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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