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考察(1/5)

    乾嘉時期白蓮教起義是困擾統治者的最大社會問題。乾隆朝的社會矛盾引發了白蓮教起義，這位名噪曆史的帝王傾其全力，也沒有平息這場動亂。嘉慶朝為了鎮壓白蓮教為主的大起義，幾乎耗費了嘉慶一生的精力。本文就嘉慶朝對白蓮教起義的鎮壓過程進行綜合評析，以揭示嘉慶朝衰弱的原因。

    自乾隆中葉以後，在清王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經濟日益凋敝，財政匱乏，吏治**，軍備廢弛。曾經盛極一時的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葉以後，隨著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並。滿族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族貴族仍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占良田。乾隆時，僅由皇室控製的官田皇莊即達8000餘萬畝。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占土地，乾隆寵臣和珅占地8000餘頃。漢族大官僚對土地占有的數目也十分驚人。康熙時的大官僚徐乾學在江南蘇常一帶占有大量土地，僅無錫一地，占田達10000頃。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並亦動輒成千累萬。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①。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並，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而廣大農民則紛紛破產，流離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即指出湖南土地高度集中的嚴重情況，他：“近日田之歸於富戶，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②土地的集中，勢必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局麵。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雇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定所的流民。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政府的各種捐稅。這樣，農民終年辛勤所得，已大部甚至全部被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剝奪殆盡，一遇水旱蟲災，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稅。因失去土地而淪為流民的大批農民，有的不顧清政府的禁令，進入清政府封禁的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墾殖。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嚐；還得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顛沛流離，難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討，朝不保夕。土地的高度集中，苛重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無以為生，社會階級矛盾迅速激化。在乾隆中葉社會矛盾普遍激化的情況下，川、楚、陝地區尤為尖銳激烈。這些地方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裏，大部分農民淪為佃農，終歲勤懇勞作，所得糧食除完交地主租息外，餘存無幾。“且佃戶惟恐地主奪田另佃，往往雞豕布帛，無不搜求準折，甚至有賣男鬻女，以償租者。”③而這些地區政治的黑暗**，官吏肆無忌憚地貪贓枉法更甚於他處。乾隆末年，畢沅為湖廣總督，福寧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這三人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婪索民財。當地人民形容他們三人：“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④。”乾隆末年，清政府為了鎮壓苗疆起義，“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已”⑤。由於湖北臨近湘、黔，故差徭尤多，貪官酷吏，藉此“奉一派十，漁利侵肥”⑥。在封建統治者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這些地區成千上萬的農民被迫離開祖居之地，成為流民。當時川、楚、陝邊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區成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

    在四川、湖北、陝西三省交界地區，群巒起伏，叢林密布，千山萬壑，深穀縱橫，自然形勢十分險峻。乾隆末年、嘉慶初年聚集在這裏的流民達數百萬之多。他們主要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失業的水手，以及因清政府的嚴緝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鹽、私鑄為生者。這些人扶老攜幼來到深山老林，結草為棚，或墾荒，或到木廠、炭廠、林廠做工，但仍擺脫不了地方官吏、地主豪紳、地痞惡霸的壓榨、欺淩。這些社會惡勢力串通一氣，“無風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⑦。山民受其摧殘，無處可以評理，更沒有地方可以伸冤。備受淩虐的流民，被逼鋌而走險，走上了以鬥爭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為川楚陝農民起義的基本群眾。

    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是以白蓮教為紐帶，經過長期的醞釀、宣傳、組織發動起來的。白蓮教是一種曆史久遠的流傳於民間的秘密宗教。白蓮教向人們揭示的光明戰勝黑暗的前景，它所宣傳的“有患相救，有難相死”⑧的貧困相助，患難與共的互助精神和“教中所獲貲物，悉以均分”⑨、習教之人“穿衣吃飯不分你我”⑩的教義，它的傳教者采取的以行醫、貿易的合法身份、授人以拳術、靜坐、氣功等健身方法的傳教手段，對於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破產的農民，失業的手工業者有很強的吸引力，故信奉者日眾。白蓮教自傳世以來，一直是作為曆朝封建統治者的對立物出現的。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發生過多次以白蓮教為組織形式的起義，因而曆代封建統治者對白蓮教實行嚴厲禁止和殘酷鎮壓。乾隆中期以後，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白蓮教的組織得到迅速發展。河南、安徽等地一些著名的白蓮教首領，以祈禱、符咒、治病、行商為掩護，活躍在黃河、淮河、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乾隆對被抓的白蓮教首領采取“從重問擬，實力窮究，務絕根株”，（11）的殘酷鎮壓政策。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以後，清廷開始了對六省白蓮教的全麵鎮壓行動。一時間，大批教徒被捕，許多著名教首被處死。還有許多地主官吏“竟以查拿邪教為名，四處搜求，任聽胥役多方勒索，不論習教不習教，隻論給錢不給錢”（1）。武昌知府常丹葵，奉檄查緝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慘刑勒逼。“以鐵釘釘人壁上或鐵錘排擊多人，饑寒就斃，浮屍於江，歿獄中者亦無棺斂。”（1）四川達州知府戴如煌，“借查拿邪教為名，將殷實之家肆行訛詐”，“任內贓私狼藉，民怨沸騰”，他私設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凡有習教之人，無不遭其索詐，以致不能安身，遂萌異誌”（14）。乾隆末年清政府實行的查緝教徒，縱官虐民的反動措施，等於給布滿幹柴的川楚陝地區投下了火種，醞釀已久的川楚陝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迅速衝而起。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荊州、枝江、宜都的白蓮教首領聶傑人、張正謨等，在“官逼民反”的口號下，首先舉起了反抗的旗幟。宜昌長樂、長陽白蓮教眾起義響應。二月當陽教首楊起元率領教眾殺死縣官，占領了縣城。三月初，襄陽、樊城教眾在姚之富、王聰兒、王廷詔、張漢潮、高均德領導下舉義響應，連續攻陷竹山、保康、來鳳等地。起義迅速由湖北向四川、河南、陝西等省蔓延。數月之間，湖北西北部五府襄陽、鄖陽、宜昌、施南、荊州一州荊門及四川的酉陽、河南的鄧州、新野，到處都燃起了農民起義的烽火。起義軍把鬥爭矛頭指向封建地主階級，提出“上換玉皇，地府換閻王，另議孔夫子，不用四書五經”（15）的戰鬥目標。有的起義軍還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自立年號，任命官吏。在迅速發展的各支起義軍中，湖北襄陽義軍發展最為迅速，勢力最大，這支起義軍很快擁有數萬之眾，遂成為起義軍的主力。迅猛發展的白蓮教起義，使清廷驚恐萬狀。太上皇乾隆立即調兵遣將，全力展開了對起義軍的圍殲鎮壓。清軍首先將圍剿目標集中於湖北襄陽，企圖通過擊破勢力最大的襄陽起義軍，達到“群盜自瓦解”的目的。起義軍麵對清廷大軍圍剿，毫不退縮，擴大活動範圍，在廣大區域內實行流動作戰，使清軍疲於奔命，勞頓不堪。在清軍集中兵力圍剿湖北起義軍時，同年九月，四川達州徐德，太平、東鄉王三槐、冷祿等“激於胥役”，相繼率眾起義，起義者中有乾隆在大金川用兵失利時潰入老林的散兵遊勇，時稱“嘓嚕黨”者。其餘大部分則是失業的手工業者、運輸工人、破產農民，以及由湖北轉移來的零散起義軍。他們具有堅決的反抗意誌，和“一旦揭竿如數習”（16）的豐富戰鬥經驗。而川東數州縣，皆連大巴山，袤延千餘裏，起義軍出沒其中，清軍無可奈何。四川起義軍利用有利地形，大敗清軍。起義軍乘勝向陝西境內發展，數支起義軍分別向興安府的安康、平利、紫陽等縣發動進攻。嘉慶二年1797年正月，湖北襄陽起義軍分兵三路挺進河南。起義軍避開敵人的主力，“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17）。起義軍所到之處，窮苦農民紛紛加入起義行列。十多萬白蓮教起義隊伍，或分或合，活躍在湖北、四川、河南、陝西等數省廣大地區。從嘉慶元年開始，乾隆先後調遣陝西、廣西、山東、直隸、山西、雲南、吉林、黑龍江等省兵力以及京師健銳、火器營兵力，甚至“赦蒙古竊馬謫犯之在湖廣、河南者從軍以助騎隊”（18），都無法將起義烈火撲滅。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帶著對農民起義的刻骨銘心的仇恨死去，將鎮壓白蓮教起義的遺願和一個日漸衰敗的王朝一同交給了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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