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華北農村文化視野中的義和團政治理念 義和團政治意識的走向(2/5)
近代中國農村所麵臨的就是這樣的慘境。農民生活非但沒有絲毫的改善，反而連習慣了的生活軌道也被打亂了。鄉土社會的“千年老理”碰到了洋人就怎麽也講不通了，既沒有給麵子的台階，也沒有講道理的解釋（沒有人向農民解釋基督教的特點，中西風俗的不同），一次次教案的意味著農民一次次橫吞苦果，積怨隻能越來越深，甲午戰敗與瓜分狂潮的來臨，使農村的苦痛與不安達到了極致，亡國滅種的威脅與無以複加的苦難交織在一起，農民的忍耐力已達到了極致。用布滿了幹柴來形容華北農村的政治形勢，已經沒有絲毫的過份了，隻不過這幹柴之積非一日之功罷了。當時的英國公使竇納樂居然認為：“隻要下幾天大雨，消滅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複平靖。”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短視和偏見。無論從哪個方麵講，華北庚子年的大旱隻能算是義和團運動爆發和迅速擴展的誘因之一，而絕非根本的動因。上世紀末，一場普遍的農民抗爭形勢已經形成，隻要有一點火星，就會燃成熊熊之火。半個世紀前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要追尋一種古老的平均主義烏托邦，而這一次的拳民運動則是要回複到他們理想化了的過去，“過去的情境可以被重新用作評判現實的標準。”在令人日見厭惡的現實麵前，過去一切突然有了“失樂園”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義和團運動與太平天國一樣，都具有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色彩，隻不過烏托邦的標記不同而已。
擯洋意識最直接的文化來源既是正統文化的蒙學也是受正統文化指導的華夷之辨和民間文化中忠良愛國與征討外夷的戲曲小說、故事傳說。但其中也蘊含著鄉土文化的深層因素：懷舊、重秩序與烏托邦情結。在擯洋意識指導下的打教滅洋行動，體現了一種徹底的“非此即彼”的道德極端化傾向。對於義和團來說凡“洋”則眾惡歸之，中國則諸善集之，連平日可惡的官吏隻要支持打教就有幾分親和感。可以說，擯洋的出發點是理性的與合乎道義的，但結果卻在很大限度上表現為盲目與非理性的排外。比起太平天國來，義和團運動之所以顯得思想水準低下，部分原因就在這裏。
二、效忠與反叛意識
忠義是農民日常政治意識延伸到義和團思想中的一個基本點。在運動的絕大部分時間裏，絕大多數義和團壇口是樂意在皇權的指導下滅洋救國的，雖然個別記載有義和團自稱“皇上”，甚至自擬“偽號”，擅封丞相將軍等“偽職”的。此多為民間教門乘亂起事，與義和團的主流無涉，活動在都會的絕大多數義和團，都以禦封相標榜，以到莊王府或各地衙門掛號為榮，否則就是“黑團”，為人看輕。清廷有一上諭說：“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且髫齡童子，亦複執幹戈以衛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鑒，神聖之護持，使該團民萬眾一心，有此義勇。”應該說這個文件的前幾句話是切合實際的。不過義和團的“義勇”與忠心卻非“仰托”清朝老祖宗來的，而是他們自身具有的。
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後，處心積慮要敉平山東義和團運動，其手段恰是利用了義和團以忠義自許的心態。他的政策是：“各處拳民，胥以忠義自負，亦必先後馳往天津前敵助戰，方不失同仇敵愾本意，是所謂真拳民也。其餘托詞觀望，往來直東邊境，藉詞糾眾，借端滋事，以為地方害者，是為土匪。”一麵以“大義”將義和團趕往天津，一麵剿殺留在山東的團民。對於這種“忠義陷阱”，許多“山東老團”卻甘心蹈之。惠民縣縣令曾見一支義和團隊伍百餘人，北上前線，“旗幟、刀劍亦頗整齊，上書‘保清滅洋，北上助戰’字樣，魚貫而行，絲毫不亂。內有一、二老者牽驢負褡，裝載幹糧，”據老者稱“苟助戰而死，猶不失為義民。”這種“明知投死，竟無如何”的心境，不能不讓人聯想起戲曲小說中但聞忠義，不論其他忠臣故事。李廣、蘇武、郭子儀、狄青、楊老令公和嶽飛的映象，成為義和團團民頭腦中忠義觀念的具體象征，外敵與忠奸鬥爭的三角格局，化為現實鬥爭的聯想。直到解放後，史學工作者在做田野考察時，不少經過義和團時代的農民還堅持認為，運動的失敗是由於“清家出了奸臣”。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提到過的，小傳統文化中離經叛道的意識也是很強烈的，民間戲曲中就存在大量對傳統道德不恭的戲（曲）目，象水滸戲、瓦岡戲（這類戲目的民間演出本比經過文人修飾的本子有大得多的反叛意味）等。別的戲（曲）目，也有諸如《徐龍打朝》、《賀後罵殿》之類對皇權大不敬的名目。就是那些忠良戲、清官戲，其中的“王帽子”（扮演帝王的行當）也往往令人鄙夷，因其愚昧，貪婪，短視，好色而最可氣的是忘恩負義，或聽小老婆（西官）的話，縱容老丈人小舅子為非作歹。民間故事與傳說也是如此，國王和皇帝大多又呆又愚，貪財好色。據台灣學者丁乃通研究，類似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傳說，在中國古代也有。山東高唐縣琉璃寺村一直有關於趙匡胤的傳說，並附有民謠：“吃喝嫖賭趙匡胤，不吃不喝武大郎。”鑒於義和團運動的特殊性質，義和團的反叛意識的表現，比較普遍的是在承認皇權的前提下，對朝廷文武百官的輕侮與抗禮。不似反洋教時農民對官吏的尊敬與恭順，義和團自視身份已經提高，化為朝廷依仗的“神兵”，而官吏與弁兵則往往被事實證明是在對外戰爭中的無用之輩。所以義和團運動一開始，就有出現對官吏的輕蔑。直隸成安由大刀會轉來的義和團首領劉勝先去見縣官，聲稱他要見這裏的“小官”。後來的天津義和團首領曹福田、張德成，均與頭品頂戴的“製軍大人”裕祿平起平坐，“曹福田壇中圍桌靠椅，概用黃緞為之。”表現出一種大膽的僭行。京津兩地，義和團在街上行走，“若遇官弁坐轎者，必喝令下轎，騎馬者必喝令下馬，且必脫帽旁立，不從者則揮刀恐嚇，怒目相加。”連外放赴任的貴州巡撫大人也不能幸免，被義和團“叱令下轎”，稍一遲疑，“即拽出令跪”，不服“則數人按之以跪”。此外，被義和團疑為漢奸、二毛子的朝廷命官，被拉至壇中焚黃表以判生死的事也時有所聞。山西義和團有人在縣衙大堂之上，公然把縣令的頂戴摘下戲耍。。一位士大夫悲慨道：“士大夫之厄至此，可歎也。”“君非桀紂，奈佐非人”，實際上，義和團是在借忠於“一人”的狂熱，肆意渲泄多年積蘊的對文武百官這一班“非人”平日作威作福的怨毒之氣。然而，否定了皇權賴以維係的“朝廷命官”，皇權也就成了可笑的空殼。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