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神經過敏的“經濟特科”考試（1）(1/2)

    在清朝曆史上，舉行過三次特科考試，前兩次是所謂的“博學鴻詞”，發生在康乾時代，說是收攬不善八股的博學之士，其實無非是對漢人士子、尤其是對那些對清朝滿人統治還不太帖服的士子，來點收買和誘惑，在選官製度本身，實際上是種點綴。最後一次，是“經濟特科”，是清末改革時期的產物，本意是要選拔一些懂點西學或者治國強兵非常之術的人才，來救急的，其本身也蘊含著選官製度的進一步變革。可是，做點綴的，搞得熱熱鬧鬧，所取之士一時也洋洋大觀；而救急的，卻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開經濟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維新前夕的1897年，由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提出來的。嚴修是當時的改革派人士，骨子裏跟康梁沒什麽區別，隻是對教育救國更加熱衷，由於對變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變後賦閑，沒有受到懲罰，後來成為南開的創辦者。這裏，“經濟”的概念，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某一種，“經國濟世”的意思，非後來從日本轉口的“經濟”（economic），但已經開始有點接近了。可是，經濟特科的提議，由於維新變法命太短，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鬧出了庚子國變，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饃的西太後終於想明白了，原來洋人並不在乎中國的統治者是誰，為雄是雌，反過來打算再搞新政時，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經濟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試（即一般所謂的會試），應試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員的保薦，條件相當苛刻，一般都要有點擅長西學的名聲，至少，得像楊守敬那樣，精通地理之類的“實學”（楊也在保薦名單之內），按當時人們的認識，隻有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經濟之才。由於大亂之後，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經濟特科，實際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雖說戊戌變法被鎮壓、庚子之變受打擊的改革勢力餘痛未消，義和團時代，懂西學的人被當二毛子追殺的餘悸尚在，但還是有人對此表示了相當的熱情，幾十上百的曾經留過學、或者喜歡格致之術的人士被“挖掘”了出來，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詔要求重開特科以來，陸續有370餘人被保薦出來，準備應試。

    然而，考試前夕發生的兩個案件，卻給考試蒙上了陰影。一個是蘇報案，一個是沈藎案，兩個案件都牽扯到革命黨人，牽扯到革命黨人顛覆清朝政府的宣傳鼓動。而革命黨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來，往往跟西方和西學有種模模糊糊又難解難分的關係。沈藎給杖斃了，但章太炎和鄒容，卻在租界的庇護下還活著，引渡蘇報案的涉案人員，未能如願；杖斃沈藎，居然還引起了西方的陣陣饒舌，這一切，都令西太後不舒服，讓朝中大臣義憤填膺。在剛剛過去的歲月裏，朝廷進入了倒退的軌道，不僅力主學習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顛覆國家的罪犯，就是那些稍微懂點洋務的大臣，隻要在義和團興起的時候還待在北京，也有性命之憂。戊戌之後的開倒車，開得國家大亂，兩宮西奔，事過之後，雖然西太後的腦筋有點轉過彎來了，但朝中大批頭腦冬烘的人並沒有那麽輕易地放棄成見。對他們而言，對洋人妥協是一回事，但對本國人，還是要嚴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變”，在他們眼裏，凡是通西學的人，大多思想不穩，有不軌的嫌疑，而預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們，恰是這些人的大集中。於是乎，一時間，京城上下，謠言四起，說這些應試者裏，有大量的革命黨。有些人本來就心有餘悸，在這種情況下，幹脆就不來應試了。

    當時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鄉野裏做嚴子陵，熱心變革的隻是一些通曉時事的務實派，像張之洞、袁世凱這樣的人。頑固派雖然受到懲辦禍首的打擊，但畢竟人數眾多，實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鴻禨這樣的以當日清流自居之輩，雖然自身還算清廉，但頭腦冬烘，嫉“西”如仇。承辦蘇報案的兩江總督魏光燾，則是一個既貪財好貨，又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此人，借辦理蘇報案之機，把很多各地保奏的應試者，都指為革命黨。至於作為統治集團的滿人親貴和官僚，更是昏聵自閉，像端方這樣比較開明的公子哥，已屬鳳毛麟角，連貪財好貨但比較務實的慶親王奕劻，居然算是難得的有用之人了。辛醜議和前，幾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罵李鴻章是漢奸，等到聽說李鴻章要來議和了，又都歡欣鼓舞，議和完了，大家再罵他是漢奸，但心裏都踏實了，大家還像過去那樣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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