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四”傳統與軍閥餘蔭(1/2)

    “五四”時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最耀眼的歲月。引進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賽兩先生，還上大街遊行，抗議巴黎和會帝國主義的分贓，在趙家樓放了一把火，接著就是“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論戰，科玄論戰，最後是有了共產黨。毛澤東總是說“五四”的好話，因為他自以為是“五四”精神的守護神；蔣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壞話，因為在他看來，“五四”教壞了一代青年，毛澤東就是這青年之一。自延安時期以來，我們每年都要發揚一下“五四”精神，大會開完了開小會。雖然多數時候“賽先生”總是排在上首，但從來也沒有把“德先生”丟下不管。多少年了，無論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覺得“五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我們的教科書上，“五四”是現代史的開端，而在其他一些學術研究中，“五四”的份量同樣足得嚇人。好像後麵的曆史都是從這裏發端，後麵的好多問題都可以還原到“五四”的原點，什麽“救亡與啟蒙”，什麽全盤西化，什麽唯科學主義，什麽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村主義。

    然而，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為“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係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表演，和後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地是一種精神象征。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五四”和“五四”以後，盡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

    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裏，“閥閱”好像還是挺中性的，隻是“門閥”才有點貶義），軍閥、學閥、財閥、黨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為人鄙夷的，因為這些人手裏有槍，屬於千餘年來為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為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後，政壇上的主角卻隻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幹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鐵石，就是不理會。後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上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凶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檄》；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海的罷工的嚴重後果雲雲，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後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哄沒有用。

    在這裏，我所要說的並不隻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為對後來曆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有影響。《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餘，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麽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數十萬的士兵或者成百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五四”以後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係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誇張地做秀，一邊作“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膠東的軍閥劉珍年也想讓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一本。那個掘了西太後並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更不能作“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帶的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製和教裏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上還有一張經常會神靈附體的“口”，孫殿英發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的士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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