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優文化及其濫觴

評優是我們的傳統，帝製時代的評優，是每年上報貞節女和孝子，不發獎狀和獎金，以精神鼓勵為主，皇帝批準，建一塊牌坊，上麵刻上“敕建”兩字。通過這樣的表彰好人好事，讓全社會都追求皇帝認可的某種價值。皇帝沒了，表彰貞女和孝子的事兒也成為過去，後來的評優，變成評選跟革命英雄主義有關的英雄模範。有英雄事跡最好，沒有英雄，就評模範。總之是英雄，英雄集體，模範，模範集體。每年製度化地評比，分出各個等級，表彰先進，鞭策後進。按規矩，同樣出身的人，以其得到的獎勵狀況，可以決定他在體係內的地位。由於評優有時雖然也有群眾參與，但評上與否，關鍵看領導。所以，一個人幹好幹壞，不見得必然會決定評優結果。 在和平時期，雷鋒榜樣的出現，原本標誌著評優從英雄向模範的轉換，但是，“文革”一來，整個社會再度戰爭化，大家又在推崇英雄，人人想當英雄。所以，那個時候，有點天災人禍，大家都很興奮。領導也趨於蠻幹，滿足大家爭當英雄的欲望。為了救掉落到水裏的電線杆（根本損失不了，等水下去撈起來就行了），為了撲滅一場草原上的大火，這種火，草原上每年都燒，是為了讓下年的草長得更好，都可以犧牲很多生命。至於像保衛牛田洋這種根本無法墾殖的海灣，跟颶風搏鬥的事，或大或小，很多地方都有過。總之，出了事，死了人，就是一曲某某思想的凱歌，湧現出一堆英雄人物，讓大家悲傷良久，興奮良久，學習良久，然後再學下一撥。當時我是小學生，每每看到比我們大不了多少的女知青，每逢山火，都玩著命地往裏衝，無謂地被燒死。 改革開放之後，評優文化並沒有消失，但逐漸變了形。一個變化是精神鼓勵變成了物質鼓勵，評優，大家爭的不是獎狀，而是獎金。另一個變化是，評優變成了單位領導玩權術的工具，如果誰本該晉升、上職稱而沒上，就給個優秀勞模安慰安慰。再不就一個單位，你好我好，優秀排班，人人有份。而集體的獎項，越來越變成上級單位跟下級單位之間的某種交易。上級通過評優發獎狀，控製下級單位。尤其是那些屬於條狀係統的上級業務部門，對下級單位沒有直接管轄權，多弄出點評優的名堂，就實現了事實上的控製。而下級單位，得到的獎項越多，標誌著單位的成績越是優秀，所以也熱衷於此。但這期間，所謂上級單位，除了主管和業務主管之外，還有好些不關痛癢的協會、聯合會、中心。這些本質上無非是民間團體的組織，由於轉型時期特殊的地位，往往由退下來的領導擔任負責人，因此也有些莫名其妙的權力，至少，人家也可以組織各種形式的評審、評優。去年河南一省清理各種評審評選，每個單位一年居然要參加近兩千次。每個被挖出來的貪官，都無一例外地頂著各種優秀模範的頭銜，每個單位，哪怕這個單位的管理一塌糊塗，成績一無是處，其辦公室或者榮譽室裏，照樣牆上滿是獎狀，掛滿了錦旗，櫃子裏堆滿了各種獎杯。 當然，評優的變異，最牛的一種，是把喪事當喜事辦，出了事故，不總結教訓，而是借救災和搶救過失的行為說話，為自己單位評功。不僅掩飾過失，而且給上級施加壓力，借以逃脫懲罰——怎麽可能給一個功臣處分甚至追究刑責呢？ 評優文化變異到這個地步，不唯是泛濫，而且是災難，讓國人成為世界笑柄的災難。但是，你還真不得不佩服，我們的某些領導幹部，怎麽單在這方麵如此富有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