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結構裂痕的三個征兆(1/2)

    2009年這一年，在表麵上看，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也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發生。經濟危機，是延續去年的，而種種救市措施，也是去年的延伸。其間發生的眾多事件，似乎沒有一件屬於“首創”性質。對於做媒體的人來說，這一年似乎活該平淡無奇。不過，平淡無奇的表麵，往往潛伏著暗流。這一年，有三個事件，在我看來，事情雖然不大，但對今後影響巨大。

    第一個事件，是吉林省鬆原高考舞弊。高考舞弊近年來曝光很多，各地都有，但鬆原的舞弊卻是結構性的。從學生、家長、老師、監考到作弊器材商，形成了作弊流水線，作弊形成風氣。舞弊規模之大，程度之惡劣，1952年以來罕見。有些考場，不作弊反而成了怪事。到了這個地步，至少在鬆原一地，高考製度已經崩解。考慮到高考在出題、判卷、試題運送、監考等各個環節，現在都出了事。鬆原事件，也許不會是個別的。在中國曆史上，自打有了科舉考試製度以後，考試製度一直就是製度的最後一道防線。人們對於製度的信念，最後的一絲信賴，就是考試製度。鬆原地方的人們，從考生家長到監考，甚至教育官員，竟然敢於對高考製度如此玩忽，如此不當回事。預示著此地的人們，對於製度整體上信念的喪失。可以設想，此地日常秩序的建構，很可能不再依賴於體製的力量，而是第三社會的介入。但願，鬆原的事件，還隻是局部的裂痕。

    第二個事件，是鄭州城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的失言。“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這樣的發問，可以說是很多官員的實話實說。但一旦擺在了桌麵上，其殺傷力之大，是難以估量的。逯軍失言的要害在於，他把現實存在的官民對立的事實，公開說了出來，以一個官員的身份公布了這個事實。而這個過於嚴峻的現實，恰恰是體製多年不樂意正視的。轉型時期的中國，存在諸多的矛盾。官民矛盾，就是其中最要害，也最突出的一個。社會上的很多難以解決的大問題，比如所謂的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和教育，比如愈演愈烈的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其實追根問底，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官民衝突的背景。一方麵，官本位的彌散，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無論是學校、醫院、銀行，凡是官辦的，都辦成了衙門。而且當這些單位領導和群眾發生衝突的時候，政府多半會出來為單位背書。另一方麵，政府部門公司化趨勢越來越嚴重，以至於在社會各種利益衝突中，政府往往扮演衝突發動者的角色，而驅動它們如此行事的動力，就是部門的利益。官民對立是一個現實，但如果政府官員公然承認這個現實，坦誠官方和民眾立場不一致乃至對立，那麽，就等於戳破了這層糊得很嚴實的窗戶紙。將體製多年的宣傳功力，廢之於一旦。後續的效果，將在以後繼續發酵。從好的方麵講，也許可以促使執政者進一步正視這個問題，著手結構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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