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龍書評》第一輯

糾正作者一個錯誤，清政府流放犯事的王公貴族，都是流放東北方寧古塔或者西北新疆一帶，不可能流放到廣西。但作者也說對了一半，廣西一直屬於“窮山惡水”、“煙瘴之地”的化外之境，屬於流放犯人的特別區域之一，（不過都是流放犯事的平民和軍人），在和當地土著雜配，遍布全省。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對清政府怨毒滿胸，蠢蠢思動，自清初就不斷有人造反，經久不息。 廣西、湖南邊境的農民，其軍事經驗已遠遠超過多年未曾訓練的綠營士兵，太平軍的中下層領導，也在這些仇殺中，迅速的成熟起來。當日的粵湘桂邊境，猶如一個火藥桶，仿佛今日伊拉克、阿富汗一般。正如洪秀全詩所說“待到風雲齊聚會，飛騰六合定坤乾”。廣西、湖南的百萬虎狼之眾，隻待一個綱領，一個偶像，將他們有效的組織起來，就能成為一股改變乾坤的巨大力量。 而大量湧入廣西開墾土地的客家人，與廣西本地土著居民之間矛盾重重。廣西土地本就不多，客家人與本地人經常為了奪佃、奪耕問題發生武裝械鬥。由於天地會叛亂的影響和軍事教育作用，客家人和本地人村社之間慘烈的仇殺很快升級，廣西、湖南農村社會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很快趨向軍事化。由於客家人之間缺乏血緣紐帶的聯係，使得他們的軍事組織脫離血親民團的原始形態，而極像近代國家常備軍的組織形式。 同時，由於鴉片戰爭後二千多萬巨額賠款以及五大港口的“開放”，白銀外泄，鴉片蜂擁入內，國內的銀價高漲，錢價暴跌。銅錢也在貶值，清朝前期一兩銀子折合一千錢，到了太平天國運動前夕，在廣西出現一兩銀子換二千二百文錢的驚人局麵。由於錢賤銀貴，商業陷入混亂，無形中使得鄉村農民和小地主階層的負擔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產破家。政府從來不體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賦稅，相互之間的關係形同水火。 這還不算，1851時，全國人口四億三千萬，廣西人口約七百八十萬，但全國人均土地隻有一點七畝，而廣西竟然僅一點一畝。比例嚴重失調，進而造成米價飛升。中國老百姓老實，無田農民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舉家遷入蠻荒山區，開山布種，燒野種田，墾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帶稱這些人“棚民”，廣東稱“寮民”。“太平天國”大名鼎鼎的楊秀清、李秀成兩人即是這種人出身，貧寒到骨，糊口而已。 還有導火索則是乾隆末年清政府為了幫安南（越南）國王打仗，派大軍自廣西等處進攻，結果損失慘重。清朝的軍事行動不僅對廣西當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財力消耗，清政府還把米穀、銀餉等開支算在當地人身上，對廣西人民造成極大的負擔。此外，加上地方官員貪黷，虛報增墾數字，巧取豪奪，致使廣西農民不斷被開科加賦，民不聊生，種下無數動蕩的種子。特別是“金田起義”前夕的廣西，更是旱、澇、蝗、雹不斷，饑民遍野，僵屍滿路。在這種情況下，清朝官府仍舊敲骨吸髓般進行壓榨，民眾“仇恨的怒火”到處燃燒。 此外，明末清初之際，南明的永曆帝最終在雲南被吳三桂所殺，廣西仍舊有不少李定國等南明將領的手下士兵散落於鄉間山林，也有南明湖廣籍舊部避難於其中，被當地人稱為“山湖廣”。這些人與壯族、瑤族山民雜居，勢必把反清複明的思想也代代流傳下來，這是太平天國起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