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節 杭州教會(1/3)

    整個杭州教會的教徒人數，大約在一千四五百人。郭居靜平均每年要為二百人洗禮。他談到在這裏傳教的種種困難和特殊之處。認為在大明傳教，獲得縉紳階層的支持最為重要。因為他們的影響力非常廣泛，不但可以庇護教會的安全，百姓們也往往把他們視為標杆，往往一個地方縉紳的受洗，會帶動周圍很多人受洗。許多士大夫教徒是全家受洗，不僅自己和家眷，連家中的奴仆也會跟著受洗。

    縉紳士大夫受洗，首先就解決了教會的經費和傳教點的房屋問題。如果沒有縉紳教徒的捐贈，貧窮的教徒即無力捐助，又沒有足夠的人數來“聚沙成塔”。教會就必須依靠澳門的匯款才能生存，而且也難購買到房屋和土地。

    杭州的天主教會正是有楊、李兩家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縉紳的支持，在杭州始終能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傳教事業也很少受到幹擾，所以發展很快。

    從儒生、士大夫入手傳播信仰，是利瑪竇均進入中國之後的製定的傳教方針。在趙引弓看來，利瑪竇不愧是歐洲第一個了解中國社會狀態的人――之前的歐洲人，包括不知道是否真得來過中國的馬可波羅在內，不過是一群走馬觀花的獵奇者而已。

    但是這一方針，趙引弓認為過於“上層路線”了，盡管也有許多貧窮階層的人受洗入教――不少人還在教案中“殉道”。天主教在中國的第一個殉道者就是“南京教案”中的賣糕小販。但是總體上，天主教會在大明缺少社會根基，“浮在上麵”。結果就是雍正一禁教，很快就在全國肅清了原本就不多的天主教信仰。

    二鴉之後開放教禁，基督教新教在傳教方麵後來居上，和他們走“平民化”路線有極大的關係。新教會開辦醫院、學校，收養孤兒、舉辦各種慈善，舉得了不凡的效果。

    但是這個見解趙引弓是不會對郭居靜說得――“下層路線”是元老院的法寶。當然，郭居靜未必不知道“上層路線”的弊病所在，隻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走“上層路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如果沒有二鴉之後英法兩國的“積威”，新教的“下層路線”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郭居靜雖然身處杭州，對教會的消息卻並不蔽塞。澳門的天主教會每隔數月都會派遣信使前往中國內地的各教會傳送信件。各地教會也會將信件交來人帶回。一部分前往歐洲的信件在澳門裝船。盡管信件在路途上的日子經年累月，但是教會的聯絡自始至終都沒有中斷過。即使在傳教事務完全停滯的雍正乾隆各朝，北京的傳教士依然能夠和澳門和歐洲的教會保持聯係。

    耶穌會給郭居靜的信件，他認真的讀過――這個經曆過許多風風雨雨的老傳教士對中國的國情了解的很是透徹，通過杭州教會的教徒和北京的傳教士傳來的消息，他對這個來自“廣東”的中國人的真正身份心知肚明：他們就是會長大人寄予厚望的“澳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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