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六節 複雜的局麵(2/3)

    “為什麽？少賣關子了。”

    “因為明人方豪說：‘西樵者，非嶺南之西樵，天下之西樵也。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張梟一臉嚴肅地答道。

    “水很深？坑很大？”

    “水之深，坑之大，一鍋端不下。”

    穿越的早些年，張梟因為興趣的關係協助張好古、黎卓賢等元老整理過明代史料，對珠三角地區的情況還算了解。

    廣州人采樵羅浮山，謂之東樵，采樵錦石山，謂之西樵，所謂“南粵名山數二樵”。西樵地處西江、北江航道流經地域，是典型的嶺南水鄉，域內河網交錯，河湧十多條，總長度一百多公裏，將域內各村連成一片，並可外達佛山、廣州等地。西樵山出產石材、茶葉，通過水路和圩市，行銷遠近。明清時期，全境共有圩市七十八個，即使是與元老院治下的臨高特別市轄區相比，也毫不遜色，可見地理條件對商業繁華的影響非同一般。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西樵山在正德、嘉靖年間，山上書院、精舍林立，其中最為著名稱為四大書院，分別是湛若水創建的大科書院和雲穀書院、方獻夫創建的石泉書院、霍韜創建的四峰書院。四書院因方、湛、霍的倡學而大盛，這段時期廣東名士輩出，四書院成為此後數十年間廣東士大夫一個重要的講遊之所。清代劉子秀評價到：“當湛子講席，五方問業雲集，山中大科之名，幾與嶽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稱道學之山。”方獻夫的《西樵遺稿》中記載了他與湛若水、霍韜二人在西樵切磋的情形：“三院鼎峙，予三人常往來，講學期間，藏修十餘年。”王陽明致信湛若水時稱：“叔賢（方獻夫）誌節遠出流俗，渭先（霍韜）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卻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複惜後人也！”可見王陽明對三人的論學期待之高，希望他們珍惜機會，時時相聚，為後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話。

    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理學大家、仕途顯赫。湛若水曆任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創立了理學的“甘泉學派”，與王陽明的“陽明學”並稱為“王湛之學”。而霍韜與方獻夫、梁儲，同稱為明代南海縣的“三閣老”。

    有明一代，廣東官私書院總共超過二百九十所，遠超唐宋元三代之和，南海縣就有十八所。雖然受明代政治鬥爭的牽連，全國各地的私辦書院在嘉靖、萬曆兩朝都受到禁毀，廣東書院在天啟、崇禎兩朝書院數量已經回落，講學之風式微，但書院存在的意義便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培養預備隊，同時還承擔著民眾和整個社會起到潛移默化、化民導俗、推行封建倫理的作用。書院的學規、規條、章程甚至連書院的楹聯、碑刻、匾額都透射出某種價值意義和教化作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生徒和民眾，對他們的人格、品德以及性情產生重大的影響。嘉靖初年，廣東提學使魏校把廣州府觀音閣、悟性寺、迎真觀、天竺寺和仁皇寺改為濂溪、伊川、明道、崇正、晦庵五所書院，並祀奉周敦頤、程頤、程顥和朱熹，書院的祭祀活動向社會開放，除了書院內部人士外，官員士紳、學者、普通民眾也有機會參加，不同階層的社會人員參加書院的祭祀活動，其實就是接受倫理道德的教育和儒學的洗禮，書院祭祀的影響遠遠超過追悼先賢、傳承學術的範疇，可以說起到了與西方教堂類似的作用。.伍2⓪.С○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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