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8年，我下鄉在山河農場六分場，正熱衷於文學創作時，結識了上海知青蔡青。當時，蔡青的表哥葉辛在貴州插隊，文學創作已經有了成績，先後在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兒童中篇小說《高高的苗嶺》、《深夜的馬蹄聲》，《高高的苗嶺》還拍攝成了電影。葉辛給蔡青寄來的作品，加之蔡青活靈活現地介紹表哥如何艱苦地堅持業餘創作，激勵了也吸引了我和蔡青及我們知青文學小組的朋友。當時，我正失敗於一部寫階級鬥爭的長篇小說，產生了不妨試試兒童文學創作的想法。經過一段時常學習研究兒童文學，童年的影像、童年的靈性、童年的回聲在腦海裏活躍起來。我認真準備，構思了兒童中篇小說《斷線的風箏》，1981年由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相繼又寫了收在這本集子裏的《箭娃》、《密林虎嘯》等五部中篇、兩部長篇。我把文字留在紙上的同時，也把童年美好的情懷傾注到了字裏行間。1995年秋，我去上海出差，與葉辛同誌相約，在上海市政府機關食堂共進午餐，談及兒童文學創作時，還共享了童心相撞的歡樂。葉辛還簽名送了我一本《孽債》。
經過了一段兒童文學創作，我從1988年起開始所熟悉的知青題材創作，後又進行官場題材小說創作。編輯出版這個集子，並沒有顧及這些作品的稚嫩及粗糙，也沒有考慮還會對社會、對讀者產生什麽作用，隻是想作為一種紀念，收集起那些童心閃爍的零星浪花，留給快樂的記憶。
《斷線的風箏》是我從事中、長篇兒童文學創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個腳印。它不僅帶有那個年代明顯的政治烙印，也記載了我艱難磨煉的起步。這本小書的初稿於1976年秋寫出，冒昧寄給了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半個月接到收件回執後，時隔三個多月，終於盼來了出版社的退稿和附信。一位署名叫竹林的編輯，在退稿信中提到這部稿子故事構思精巧，但人物個性不鮮明，有修改價值，讓我修改一次再寄去看看。我修改一次寄去後，時隔兩個多月又接到退稿，信中提到比初稿有了進步，還是不理想，需要在人物個性化上再下工夫。誰知第三稿寄去半年沒有消息，後來才知道，竹林同誌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她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把我的書稿轉交給了一位名叫黃亦波的編輯。又過了一個多月，收到了黃亦波編輯的來信，又提出一些新的修改意見。這時，國家恢複高考，我已經考入了牡丹江師範學院中文係。我按著黃亦波編輯的指點，反反複複，先後修改四次才算完稿。三審通過發稿時，少兒出版社還寄來了一半稿費。這篇僅三萬多字的小中篇，七易其稿才算達到了出版社的要求。我和一位文友談起作品問世的艱難時，朋友說，你夠幸運的了，現在全國文學熱，各地都有文學講習班、函授站，有這麽熱心負責的編輯幫助你，應該高興。據說，少兒社的來稿每天都進幾十部，中稿率不足百分之一。你太幸運了。聽她這一說，我知足了。這次結集，我重新翻閱了《斷線的風箏》，盡管編輯費了那麽多心血，自己做了那麽多努力，她作為留在創作路上的腳印，還是那麽歪歪扭扭。倒也難怪，她畢竟是我文學創作路上學步踩出的第一個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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