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資料都無可懷疑地證明，家庭觀念仍影響著快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香港華人的社會及經濟行為。
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工具取向
根據韋伯的判斷，儒家學說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巨大障礙的主要因素，莫過於中國人的家族製度，或者稱為儒家的家庭觀念。他說：
儒家的孝行……對人的行為有最強大的影響。最終的說，孝促進和控製了血親組織強有力的結合……無論是在自然生長形成的家族組織中，還是在一些個人化的組織中，或是與這些組織有關聯、或按照他們的組織模式組成的團體中，中國倫理都顯示出它的最強烈的動力……“注釋25”
今天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恐怕也不能不同意韋伯關於傳統中國家庭觀念的這種看法。此外，韋伯還說：
就經濟心態來說，這種狹隘的個人化原則，對於合理化及一般的就事論事的精神，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障礙。因為它總是一再把個人同自己的家族成員聯係在一起，並且束縛個人服從於家族規範，而實際上在任何情況下，總是把個人與“人”而不是與功能性的任務（企業）聯係在一起。這種障礙是與中國宗教的性質緊密地連結的。“注釋26”
韋伯對於中國社會的家族主義的分析，確是極為透徹和精辟的，這已在當代社會科學家的文獻中得到了證實。社會學者楊慶堃說：
原則上說，最近的一些發現確實並不和韋伯關於中國的家族製度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法相矛盾。“注釋27”
我認為韋伯關於傳統的中國家庭觀念對於經濟的發展構成一種阻力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盡管他對中國文明的解釋有不妥之處，例如他否認在中國儒學中存在任何超越性的緊張的說法就未必妥當。“注釋28”我想要論證的是，今天在香港的華人，已不再是不加批評地生活在傳統的儒家家族主義倫理之下，雖然他們作為“現代中國人”，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仍表現出對這些傳統價值的信守。
“現代中國人”之所不同者，在於他們已不必認為儒家的家族價值對於他們的經濟生活一定有什麽內在的意義。他們對於家族價值采取了一種工具的理性主義（instrumental rationalism）態度，因而把它們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來實現一些特別的目的。盡管這是一個連續不斷的“認知的選擇”（cognitive selection）過程，香港的中國人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儒家學說轉變成為一種“理性的傳統主義”。所謂“理性的傳統主義”，我的意思是說，人們不必是以感情上去珍愛那些所謂傳統文化內在的價值，傳統之所以被選擇地保留，是由於它們在追求經濟目標的時候，顯示了它們有外在的有用價值。
香港是東西方匯合的地方，敏感的過客都會注意到，在香港，中國和西方文化的影響都同時存在。但是必須注意一個事實，由於香港在十九世紀後期已割讓及租借給英國，所以儒家的大傳統從未在香港真正發展過。香港一方麵帶有濃厚的中國民間傳統，如信奉風水、神、鬼和保持著上麵所討論的儒家家族主義，另一方麵香港又發展了一整套西方式的製度結構。博伊登（Boyden）和他的同事曾指出：
香港華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例如，他們的生活依賴物質財富及追求身份地位，都是西方所設定的。香港的教育製度也是英國的。“注釋29”
然而，追求物質財富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也並非是新奇的事，韋伯事實上就完全覺察到“中國人粗糙的物質主義”。“注釋30”香港的一位人類學者海斯（James Hayes）就對此寫道：
追求財富一直是香港人的共同目標。香港從西方及從中國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這個殖民地一直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一個出路，廣州在這方麵是出名的。幾個世紀以來，廣州人一直被中國其他省的人描繪成可以把任何事都置之不顧的財富追求者。“注釋31”
海斯看到中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在海外華人中不是沒有代表性的。英國人類學者弗裏曼（Maurice Freedman）寫道：
精於理財是每個中國人到海外謀生必備的重要資質……東南亞中國人在經濟上的成就，不僅因為他們是精力旺盛的移民，而最基本的原因，則是由於他們懂得怎樣去賺錢，和怎樣通過組織人力去賺錢。“注釋32”
瑞因（Ryan）對印尼的一個中國人貿易社區的研究中，提及財富成為焦點性價值的看法。他說：
正是由於圍繞著這個價值（財富），人的積極性才動員起來，興趣被集中起來，人的生活和家庭被組織起來，＆nbsp；
為謀求實現這個價值，社會關係也依此建立起來。“注釋33”
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裏，正像韋伯所指出的，“孔子也許並不鄙視獲得財富，但是財富似乎是不安穩的，它可能會破壞有教養的靈魂的平衡和寧靜。”“注釋34”
無論如何，中國的民間世俗宗教則完全認同“致富發財”的行為。在中國世俗宗教中，財神可能是最受崇拜的神祇。在今天香港，財富已不再會破壞有教養的靈魂的平衡了，誠然，“大多數的香港人都被感染上一種比較強烈的目的意識，這個目的意識通常都集中在增加家庭財富上。”“注釋35”
長期以來，通過商業和工業活動來獲取物質財富，已被社會公認為是正常的活動。對追求物質財富的衝動並不限於企業家和管理階層，工人也一樣。在一些華人工人的態度調查中經常顯示，金錢酬勞都是他們所優先考慮的。“注釋36”在傳統中國，政府官員構成統治階層。他們受經典文獻教育的深淺，是衡量其社會榮譽和做官資格的基本尺度。中國的文人學士是一種身份性群體，他們具有一種中國人特有的心態和氣質，像韋伯所說，這個身份階層有他們的名分倫理（status ethics）。“注釋37”
中國的民眾相信，這種教育製度賦予了官員一種異乎尋常、不可思議的能力。“高級官員被視為是帶有神秘稟性的，隻要證明有哪種超凡的能力，他們總是被作為崇拜的對象，生前如此，死後亦一樣。”“注釋38”
在香港，知識分子從未形成一個身份性群體，雖然事實上中國人具有高度的成就動機，“注釋39”
但卻沒有放在追求士人的身份上。
關於撫養孩子的態度和實踐的調查顯示，在香港，父母對孩子長大後最期望具有的品質是才能和成就，接下來才是道德修養、社交能力和自製的能力。“注釋40”
香港學習環境最特別的地方，是學生的考試壓力沉重，這種壓力來自父母和老師。教育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獲取物質財富的先決條件。“注釋41”
在香港，一般人崇拜的對象不是文人學士，甚至不是高級官員，而是成功的工業家和商人。“航運業巨子”和“商業巨子”在職業等級上都排在最前麵。這種職業地位的變化，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中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出來。“注釋42”
在香港的社會政治結構演變過程中，也許並不像海根（Hagen）所說，已經出現了“身份尊敬消失”（withdrawal of status respect）的現象，我猜想這種現象也許發生在其他的東亞社會。“注釋43”
但是，香港社會賦予工商界精英這樣高的身份地位，又該如何解釋呢？一個可信的解釋是，不像在傳統的中國，對於在香港的華人來說，他們得到社會榮譽的方法不是當官和做學者，而是在商界獲得財富。在政治上發跡這條路，殖民地一直是走不通的。
長期以來，財富是唯一的手段，在香港的中國人，隻有得到財富，才能在公共事務中發生影響力，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出人頭地，成為社會上的重要人物。“注釋44”工商界的名流，事實上是香港崇高的身份性群體。因此致富發財對香港中國人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動機，引導他們把精力都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去。
實用主義支配下的“智性選擇”
由於對物質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強烈衝動，使香港的中國人在處理人際關係和經濟問題時，對傳統價值采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主義的態度。上麵已經提到，儒家家族主義在香港仍有其生命力，然而，如果作深一層的觀察，將會發現儒家的家族主義價值已經發生了轉化。同時，一種新的理性傳統主義，也已經在香港的社會文化中出現，下麵我將進一步分析這種轉化。
根據我與同事在1971年對香港小工廠的研究，我們發現儒家的家族主義價值對於這些華人廠主仍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們對親屬的雇用，多半出於理性上的考慮，而不是單單由於儒家家族主義文化傳統的結果，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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