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男，字複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漢族，湖南長沙瀏陽人，清末巡撫譚繼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俠，長於劍術。著名維新人物。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號是他在朝為官時的故居，也是在這裏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其候刑時，據說曾題詩“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去留肝膽兩昆侖。”而據史學家黃彰健考證，後兩句應為“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我自……”兩句是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改。
他的父親譚繼詢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與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塗啟先，係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曆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製製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製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複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製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製、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誌士的機構。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詔定國是”後不久，就有人向光緒推薦譚嗣同，光緒同意召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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