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國主義國家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之前，我們幾乎還不知道有這樣一種與我們迥異的人存在。他們與我們外貌不同，這讓我們產生了種種仇恨的聯想。我們視其為妖魔，用古老相傳抵禦妖魔的手段與之對抗。今日，我們難免會想，在當日的侵略者眼中，我們所采用的是否是一種巫術？以巫術對抗現代文明，難怪我們會一敗塗地，隻是當年，有多少誌士空耗了血淚？
痛定思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使東西方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理性精神。
西方的理性精神源自古希臘，古希臘哲學中所謂的“愛智慧”，即體現了對理性的推崇。理性精神在西方持續發展，雖有中世紀的低迷，但在文藝複興和啟蒙時代後衝破了種種精神鉗製，使西方爆發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革命。自此，人類對自身的理性產生了極大的信賴，人類理性代替上帝的意誌成為“萬物的尺度”。理性意識的高漲使人們重視現世人生價值，造就了自由進行創造的進取精神，使得西方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踏上了健康蓬勃的發展道路。
與西方重視個人價值與實踐的理性精神相比，中國的傳統思想太過於“內求於心”。我們所強調的個人體驗與涵養缺乏思辨、超越、分析、實證，除了提升個人修養，為社會定製道德規範外，對社會實踐並不具有指導意義。
這種東方式的精神，使得17、18世紀，當西方世界在理性精神指導下蒸蒸日上時，中國卻陷入了柏楊先生所謂的“文化醬缸”之中，思想界是“一塌糊塗的汙泥”，看不到些微的光芒。而相應的，科學與文化也隻有承襲，難得創新。毋庸諱言，若無外力介入，強迫國人“睜眼看世界”，或許今日的中國，仍然以為自己處於不與外界通人煙的“桃花源”中呢！
回顧來路，感喟再三。為此，在《文思博要》首批十種獲得良好的反響之後，我們又擇取十種圖書：《理想國》《烏托邦》《人性論》《權利意誌》《菊花與刀》《人口原理》《藝術哲學》《寬容》《人類理解論》《倫理學》，匯為《文思博要》第二批，以饋讀者。這十種圖書為不同時代、不同文化領域的傑作，但都閃耀著西方理性精神的光芒。相信閱讀之後，讀者非但能在語言學習上更進一步，其思維的寬度與廣度也將會得到極大的拓展。
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與刀》寫作於20世紀40年代，正值盟軍進攻日本本土之前。為了徹底打敗日本，美國人深感自己必須了解日本。為此，美國政府動員了各方麵的專家和學者研究日本。《菊與刀》就是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在本尼迪克特這本書中，美國人關注的主要是“日本政府是否會向盟軍投降”，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關心的是“日本這個民族何以與我們如此不同，他們文化得之於我們，卻為何又如此殘忍並且缺乏仁德之心。”
關於這類問題的答案，該書記載道：
中國人講的保家衛國和孝敬父母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而在日本通過無條件化這些“義務”使得這些道德規範成為日本特有的東西。7世紀以來，日本不斷改良中國的倫理體係，使之為自己所用。“忠”、“孝”原來都是漢字。但是，中國人並沒有把遵守這些道德規範看成是一種無條件的“義務”。中國人的“忠”、“孝”之上還有更高的道德規範，那就是“仁”，通常“仁”被譯作“be-nevolence”（仁慈、博愛），但它的含義幾乎囊括了西方人對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父母必須擁有一顆“仁慈”的心。統治者如果沒有“仁德”，人民可以群起揭竿反抗。中國的“仁”是其“忠”的前提條件。作為天子要能施行“仁政”，而文武百官同樣也要如此。中國的倫理學將“仁”當成試金石，檢驗所有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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