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外交戰略中，蘇聯奉行民族利己主義，謀取中國領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完整。特別是在中國抗戰後期，蘇聯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最為突出。蘇聯出兵日本對早日贏得反法西斯勝利起了積極作用，但斯大林出兵的目的卻明顯帶有極端民族利己主義傾向。1945年9月3日斯大林發表的告人民書》就是很好的證明。《告人民書》說：“日本還在1904年日俄戰爭時就開始了反對我們國家的侵略，俄國在戰爭中的失敗，給我們國家留下了汙點，我們人民相信並等待著日本被擊敗和洗刷汙點的這一天的到來。我們老一輩等待這一天已等了四十年。而這一天終於到來了。”按照斯大林的說法，1904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是日本對蘇聯的侵略，蘇聯出兵參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向日本複仇，奪回原來屬於蘇聯的利益。這完全抹殺了口俄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爭奪在華利益的性質。正是基於這樣的目的，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對中國領土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在蘇聯的要求下，美英等同盟國家為了自身利益，通過秘密條款，不惜犧牲同樣是抗戰同盟國的中國的利益，滿足了蘇聯的不正當利益。《雅爾塔協定》規定：“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二、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口的優越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複。三、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蘇中合辦的公司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枝。四、千島群島細交予蘇聯。”從上可以看出，蘇聯的意圖非常明顯，它要盡可能恢複以前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削弱美國對中國的滲透，防止整個中國都落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後來，蘇聯又通過《中蘇同盟條約》使這些不正當要求得以合法化。這完全暴露了斯大林在大戰末期處理遠東國際關係時，毫不遵守列寧的無產階級公開外交與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已經不滿足建立東歐勢力範圍，還要尋求遠東的利益，從而開始推行損人利己的霸權主義政策。這完全無視中國的領土主權，這和美帝國主義本質上沒有什麽分別。
第二，在對華外交政策中，斯大林推行官方外交與意識形態相互利用的“雙重外交”，追求蘇聯利益的最大化。蘇聯成立後，在處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時執行雙重外交方針。所謂雙重外交，即指：一是官方外交，即蘇聯與資本主義各國政府之間建立的正式外交關係；二是革命外交，即蘇聯與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形成的關係。兩種外交互相補充，共同服務於蘇聯外交目標的實現。蘇俄成立後，在對華關係中，也奉行了雙重戰略。它一方麵謀求與北洋政府建立形式上的官方關係，解決在華利益問題；另一方麵，又積極同在廣州建立南方革命政府、力圖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孫中山政權加強聯係和接觸；同時，還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推動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正是由此開始，蘇聯對華雙重外交的局麵得以形成。蘇聯對華雙重外交不僅表現在蘇俄成立初期，而且貫穿於整個民國時期的中蘇關係中，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其調整完全是出於亦聯自身的國家利益和霸權需要。1917-1935年，蘇聯對華外交以革命外交為主，特別是在1927年後，中蘇官方關係斷絕，革命外交更成為蘇聯對華外交的主流。1935年後，中蘇通過談判改善了國家關係，蘇聯開始重視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並努力推動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軍事和經濟援助，向中國派遣誌願人員幫助抗戰，蘇聯對華外交向官方外交傾斜。這一段時間，蘇聯對中共力量不了解，也不重視，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的前途。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蘇聯為實現國家安全利益和鞏固在戰爭中得到的權益，更加重視對國民黨的外交，曾認為領導戰後中國的隻能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但這時蘇聯並沒有完全放棄革命外交，它有限度支持和援助中共，使國共力量趨於平衡，把中共視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民主力量，以製約執政的國民黨的戰略與政策直到1948年，中共控製大部分中國後，蘇聯才逐漸改變了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