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劉青山、張子善的問題被調查揭露後，鑒於劉、張的地位和影響，以及一些幹部的認識不盡一致，在公審前，熟知劉、張曆史，當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一再要求薄一波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意見“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幹部中影響較大，是否可以不槍斃他們，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回絕了這個建議，指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在親自批準槍斃劉青山、張子善時，毛澤東尖銳地指出：“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麽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了他們就是救了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毛澤東通過嚴厲、果斷地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等一批腐敗分子，保持對腐敗分子的高壓態勢，從而純潔了黨和國家的幹部隊伍，警醒、教育了廣大幹部，有效地震懾和遏製了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總是以中國共產黨的普通一員、共和國的一分子，嚴格要求自己、家屬及親戚朋友，從不為親友謀取任何私利。1954年4月29日，他在寫給《致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的一封信中這樣寫“請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毛澤東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的古訓。
作為黨和國家的主席，雖然地位至尊，但從不居功自傲，而是模範地遵守和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勤政為民、廉潔奉公，提倡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大吃大喝，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從不搞特殊化。
毛澤東如果不認真對待劉青山、張子善一案，可能他們的人頭不會落地。但是如果缺乏了這種認真的精神，黨的執政能力就會削弱，什麽事情也辦不成。毛澤東的認真精神突出表現在他日常的作風和行動中，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征，貫穿於整個毛澤東思想體係，也是我們黨的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在今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進程中，一定要把毛澤東的認真精神發揚光大，我們的事業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