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科意識不強

    中國佛教文學作為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需要文學、宗教、曆史等各方麵的知識，“中國佛教文學屬於文學，因為它有文學的情感、文學的思想和文學的表現形式；中國佛教文學又屬於佛教，因為它表現著佛教的教義、佛教的信仰和佛教的體驗；中國佛教文學也屬於曆史和哲學，因為它的研究必須以以往的曆史文獻為基礎，探討佛教哲學中的文學、文學中的佛理與哲學”。中國佛教文學學科的特殊性導致這一學科概念的難以界定，研究內容模糊不清，長期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始終處於散兵遊勇狀。事實上國內外對中國佛教文學的研究起步並不晚，早在1920年梁啟超先生就撰寫了《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等有關佛典文學的論文；1928年出版的胡適《白話文學史》的第九、十兩章也對“佛教的翻譯文學”作了專門論述；1932年出版的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十五章對“佛教文學的輸入”進行了探討。以上三位先賢雖較早關注佛教文學，但當時更多關注的是其中的佛典文學，鄭振鐸先生雖然使用了“佛教文學”這一詞匯，但並未有意識地提出來，事實上這一概念是20世紀上半葉由日本學者首先提出的，但當時他們對這一概念的使用還比較隨便，僅把佛教經典中的的譬喻、說話之類的文字稱為“佛教文學”，基本仍不出佛典文學的範囿。中國佛教文學概念的進一步深化源於1947年日本學者加地哲定的專著《中國佛教文學》，此書的出版試圖進一步規範“中國佛教文學”的概念，有意識地規定佛教文學的研究內容，雖然他的定義並未得到學界的認同，但也因此深化了對中國佛教文學的認識。

    二、學科隊伍不專業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較早關注佛教文學的梁啟超、胡適、鄭振鐸諸先生都屬文史研究者，這一情況一直延續至今，目前佛教文學沒有自己的研究隊伍，大部分是治古代史或古典文學的學者在兼治佛教文學。

    學科分工愈來愈細的當今，治唐史者不諳宋史、治唐宋文學者不懂明清小說已成司空見慣的現象，研究古代史事、古典文學的學者自是難以精通佛教，而精通佛教的學者又不治文學，這種情況下雜交出來的佛教文學論文自然多是存皮毛之相，因此培養一支專業隊伍已勢在必行。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佛教文學正在被越來越多人認識，而且很多高校在招碩士研究生時設有佛教文學方向，比如複旦大學、南開大學、四川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設有此方向。上述幾所高校擁有國內治佛教文學的一些知名教授，比如孫昌武、陳允吉、項楚、周裕鍇、陳引馳、吳言生等教授，他們也培養出了幾批佛教文學的博士、碩士，這些博士、碩士畢業後分布在東西南北中各高校中，從師資上來說可以整合出一批專門的隊伍，但目前國內學者在佛教文學的建設上殊少學科意識，而大部分此方向的研究者所在單位又無法給這批新近畢業的博士、碩士提供專門的平台，大部分畢業生隻能回到古典文學的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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