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的崛起
湖南自古民風強悍，尤其湘西、湘南①等多民族居住區，生活著苗、瑤等少數民族，存在尖銳的階級矛盾及較深的民族隔閡，苗、瑤等少數民族經常發動武裝反抗，致使當地居民自古養成堅忍強悍、尚武鬥狠的傳統。
湖南學術文化講求經世致用，因其地處僻遠，與中原及文化發達的江浙地區交流不便，學術文化也存在一定差距。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張械曾在長沙嶽麓書院講學，受到讀書人推崇。乾嘉時期，漢學在全國風靡一時，直架程朱理學而上，湖南卻不同，仍然固守理學堡壘。嚴如熠稱之為：“倡明道術，衍朱張之傳，湖湘間翕然宗之。一時俊偉奇傑之士，獲聞夫子之餘續，皆服古誌道，為有體有用之學。”②所謂有體有用之學，即經民濟世學說。至嘉慶道光時期，湖南的學術文化，尤其經世之學，有較大發展，已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全國形勢大變，以滿族權貴為代表的統治集團腐敗無能，無法有效地控製局麵，時局為其他階層和集團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機會。湖南經濟發展，湘籍士人究心經世學說，在學術上有充分的準備，更有好武鬥狠的傳統，他們抓住機遇並迅速崛起。這一時期，湖南士人的代表是曾國藩。曾國藩，早年講究經世之學，涉獵漢學，被人目為理學家。他將經世之學身體力行，見諸行事，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相號召，用儒生為統將，招募湖南農民充當勇弁，創立湘軍。
湖南士人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過程中，因思想相通，利害相關，地域相同，社會關係（家族、親朋、師生）相近，逐漸在曾國藩周圍形成_個集團——湘軍集團。據統計，湘軍集團中因軍功起家，官至督撫者多達24人①，旌旗聲威遠及天山南北。其中最著名者為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
太平天國滅亡後，湘軍大部遣散，曾國藩等主要人物相繼去世，湘軍集團逐漸淡出於曆史舞台。但其政治影響，尤其在湖南地區的政治影響長期存在。湖南知識分子究心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日益發揚。正因為如此，清末民初湖南地區湧現出一批堅忍不拔，為革命獻身的革命黨人，如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禹之謨、焦達峰、蔣翊武、覃振等人。宋教仁談到這一影響時稱：
吾湘沅間產也，地近江浦，猷念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生，而能摧毀大敵，人奉為宗，其是非亡足論，觀其識度，無忝於英雄，其民又樂為之致死，豈其風烈逐粲於今！②
湘軍在湖南留下的另一影響是會黨。湖南會黨，多屬哥老會。哥老會的組織是在清朝初期，反清運動進入秘密活動時期形成的，至清朝中葉以後，有所發展。同治年間，部分農民因戰亂而流離失所，加入哥老會。湘軍撤營，勇弁被遣散後生活無著落，哥老會成為其組織核心。當時就有人論及勇弁難免鋌而走險，稱“一旦奉撤回籍，無管帶則放縱之心生，無口糧則饑寒之念迫。疲弱者不免溝壑，強獷者必至跳梁”③。哥老會在湘勇被遣散後迅速發展，隨著遣散的勇弁向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流徙，其活動區域大為擴展。未被撤裁的湘軍，官兵也多與會黨有聯係。
桃源地處湖南西北部，原屬武陵縣，境內有著名風景區桃花源，相傳為東晉文豪陶淵明散文《桃花源記》所雲桃花源。宋乾德元年（963年），桃源從武陵析出，另設一縣，定名桃源縣。桃源縣境在常德西南，沅水中下遊，雪峰、武陵兩山脈尾端，屬雲貴高原向湘贛丘陵過渡地段。沅水蜿蜒穿越縣境，注入洞庭湖，通達長江。因其地當要衝，曆來為軍運、漕運、商旅通道，史稱“滇黔孔道”。
清初三藩之亂平定後，桃源社會安定，江西吉安、樟樹一帶人口大批遷徙落籍桃源，當地自然資源逐漸得到開發。鹹豐年間，桃源茶葉已銷往歐洲和西亞，光緒年間更沿驛道形成16個集市和路鋪，出現繁華的木材、竹材集散地和商業大鎮。
工商業的繁榮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前桃源縣很少有人應試中舉，道光二十年以後，陸續有人中舉。自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840-1894年），有舉人19人、貢生170人、武進士19人、武舉79人。應試中舉人數增多與書院發展有關。清朝末年，桃源已有兩所書院和一批私塾、義學。兩書院一為漳江書院，一為桃溪書院。漳江書院建於明代，是地方士紳募資建成。桃溪書院建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原在桃花源山下，名為桃溪校經書院，後移至縣城，更名桃溪書院。書院擁有一定的教育經費，漳江書院有學田729.48畝及熟土、荒洲、貨房，每年可收取一定的地租和課金。桃溪書院有學田400多畝①。書院教學內容包括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八股文、試帖詩等。書院培養出的學生升人府學，再考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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