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弘揚民族正氣的亞運精神
1.“愛我中華、為國爭光”的亞運精神
1990年9月22日，亞運會在中國北京召開。這次亞洲體育盛會開得安全、順利、精彩、圓滿。更為重要的是，這期間誕生了青年群眾的亞運精神。這是當代青年主流思潮的一次展示。
亞運會召開的時期，正值1989年政治風波剛過，群眾和青年中的思想混亂尚在清理，加上東歐形勢劇變，加重了青年的思想問題，形勢並不令人樂觀。
早在1989年4月19日，有關方麵曾對舉辦亞運會的前景進行了預測，結論是形勢不容樂觀。我國政府指出，亞運會是“一個不太輕鬆的問題”，“隻有克服困難，把亞運會的準備工作做好”。“中國有再大的困難，也要實現我們的諾言。”（《人民日報》1989年4月19日）
麵對重大的責任和不容樂觀的形勢，中國青年顯示了積極奮爭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懂得，當今最需要的是“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廣大青年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鍛造了亞運精神。亞運精神使青年精神麵貌煥然一新。
什麽是亞運精神？它的內涵被總結為：愛我中華、為國爭光，頑強拚搏、爭創一流，團結協作、無私奉獻，遵紀守法、講求效率，放眼世界、博采眾長。（《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0頁）其中最核心的是愛我中華和義務奉獻精神。這種強大的精神潮流，將幾年中蔓延於中國青年中的灰色、泄氣、多元思潮全淹沒了，青年思潮的主流強有力地向社會、向世界宣告了一個真理：中國青年是愛國的、有曆史責任感的、大有希望的。
伍紹祖作為亞運會組委會負責人，是這樣評價青年在亞運會期間的表現的：“他們朝氣蓬勃、熱情積極、不計報酬、不辭辛苦、勇挑重擔、義務奉獻的精神，正是列寧所讚揚過的共產主義精神在實踐中的體現，是愛國振奮、自強不息的民族靈魂在新一代炎黃子孫身上的體現。從這些年輕人身上，我們看到了國家民族光明的前途，更加堅信：中國的未來大有希望。”（《亞運先鋒》，第2頁）
青年的亞運精神集中表現為愛我中華的愛國主義精神。青年內心深處蘊藏了極大的愛國主義熱情。亞運會把中國推向世界，把青年推向與外國進行禮儀交往的前沿，使青年在參與中感受到民族的自尊、曆史的壓力，這就激發了青年的愛國激情。
亞運會的義務服務的青年亞運交通崗和衛生監督崗就生動說明了青年愛國熱情。9月6日至10月10日，曆時35天，一共有40萬青少年參加，在全市352個站台、103個路口、38條重點大街上出現的身穿黃色背心、頭戴小黃帽、手持指揮旗的“雙崗”誌願者，他們個個精神煥發，站立如軍崗，在共青團旗、少先隊旗、黑板報宣傳板的簇擁下，排列成罕見的活的漫長畫卷；他們個個儀表像標兵，指揮像交通，服務像雷鋒，以自己的愛國心燃起了更多人的愛國心。北京大學一位同學說：“我每次上街，看到滿城的氣氛，就常感激動，就感到一種力量。坐在看台上，就更加難以抑製自己的感情，除了振奮之夕卜，就是自豪，就是榮譽感。”（《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21頁）上億人的火炬傳遞接力，氣勢恢宏而富有中華民族文化魅力的開幕式，183枚金牌和341枚獎牌的獲得，運動比賽場上183次奏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341次升起五星紅旗，使青年的愛國熱情走向高潮。
開幕式轉播後，北京大學校園彌漫著這樣的讚歎“比許多奧運會的表演還棒！”這場麵確實振奮人心，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民族精神麵貌。“本人歎為觀止，我們的民族應該有這樣的氣派和風度。”連那些以前不願談論亞運會的學生也突然轉為極度關心，不少人冒雨四出買票看比賽。（《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17頁）閉幕式時，清華大學大禮堂裏自發看實況轉播的學生坐得滿滿當當，每當看到升國旗時，沒人組織，全場學生自動起立，跟著電視廣播高唱國歌（《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42頁）北方交通大學學生送給中國乒乓球隊的錦旗上，大書“重振華夏威”五個大字，並有2000學生的簽名。內蒙摔跤高手呼日嘎奪得冠軍，當他手持鮮花，胸佩金牌，注視著五星紅旗在國歌樂曲中冉冉升起時，竟禁不住熱淚縱橫，並高唱國歌，場內觀眾也一起眼含淚花忘情地高唱國歌，場內外國歌聲連成一片。亞運會組委會群工部準備的2萬麵五星紅旗，很快搶購一空。一位揮舞國旗的拉拉隊員說出了他們的共同感覺：“當我揮舞著五星紅旗的時候，我的嘴裏、心裏都在呼喊‘中國萬歲！’望著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聽著雄壯的國歌，我們的心情總是異常激動，我深刻地意識到，我們古老的中華民族必將越來越偉大，必將永遠屹立在世界東方，我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亞運先鋒》，第97頁）
在豐台體育中心壘球場，中國隊與台北隊對壘時，二七車輛廠拉拉隊與台北拉拉隊互為對方加油，配合呼喊，最後兩支拉拉隊索性坐到一起，一陣陣高呼“祖國統一！統一！統一！”北京工人體育場中中國女隊與台北隊決賽冠亞軍的現場，看台上出現的大標語橫幅是：“同根又同心，不分冠亞軍！”“同場競技，共展中華雄風！”香港《大公報》報道說：“全場上萬人震耳欲聾的歡呼：中國！中國！當你置身於這樣的旗海聲濤之中，你才能理解我們這個民族特有的心理情結。”（《亞運先鋒》，第93頁）
在愛國主義的鼓舞下，青年內心深處引起深刻反思：中國的前途不在動亂的街頭，更不在“換人種”或“解散中國”的鼓噪之中。中國的希望在於人民意誌的統一和青年的奮起。外國的有識之士也看到這一點。《歐洲時報》載文說：“民族的榮耀，國家的利益，是最能凝聚國民的一種黏合劑。如果說平日中國大陸的各階層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一旦國家利益當前，這些不滿和埋怨都煙消雲散了。亞運會期間，人們確實體會到這種氣氛。”（《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80頁）著名美籍華人陳香梅女士也寫信給北京市市長說：“亞運盛會真是空前。……不看這場麵，真是不知中國河山壯麗和中國青年人的可愛。”（《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57頁）
青年的亞運精神還表現在團結協作、義務奉獻的精神。愛國主義熱忱必然轉化為無私奉獻的高尚行為和自覺的協作行為。人有遠慮，必無近憂。青年義務奉獻的風貌，留下了千古垂範的記錄。
在準備召開亞運會的日子裏，隨著青年的覺悟，形成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自覺奉獻，顧全大局的風氣。2億人的集資捐助，義演義賣義診，上百萬人的義務勞動，116支拉拉隊，2萬多青年的開幕式團體操，全靠義務奉獻。
捐獻本身就是一種無私奉獻，它極大調動了青年的熱情。青少年們跟蹤捐款支援亞運會。很多學生捐的都是硬幣，裝了很多大麻袋。山東青年農民李貴興，由於家中不富裕，他步行1000多裏來到北京，捐給亞運會200元錢。河南殘疾青年靳俊才，自己搖著輪椅走了850裏，來到北京亞運會籌備會集資部捐款。在2.7億元的捐款裏，大多是具有像李貴興、靳俊才這種精神的年輕人。
“為祖國爭光，為亞運奉獻”的民族正氣滌蕩了一切向錢看的風氣。自1989年冬天，奉獻在亞運工地的義務勞動大軍10萬人就點燃了奉獻的內心之火。垃圾消納場青年工人劉啟光為指揮車輛顧不上病倒在床的親屬，隻是每天下班後趕20裏路去醫院陪床。首鋼青年工人劉貴成，用自己承包的鏟車平整場地，連補助費也不收。北京16萬大學生中，有12萬人直接參加了亞運會義務服務工作。清華大學隻分到組織1200名義務服務隊的任務，結果報名的卻有4500人。北京市建材總公司義務服務支隊名額原規定為2500名，最後因報名太多，反複壓縮還是剩下2571名，實在減不下去了，故稱“2571部隊”。很多大學生對共青團員占了義務勞動的機會不滿意，千方百計取得義務勞動的機會。許多中學生到組委會“軟磨硬泡”，一定要爭到參加義務勞動的機會。湖南、浙江、安徽等地青年都寫信願意為亞運會義務服務。新華社還報道了1989年11月24日，亞運村工地出現了270多名北京宗教界青年，他們來自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各團體、寺院，這些人也願為亞運村建設盡義務。
無論是屹立於大街上的50萬“小黃帽”雙崗服務員，無論是116支拉拉隊的成員，無論是5萬多固定觀眾，無論是6000多人的場地清掃者，無論是10萬義務勞動者，他們全是義務奉獻，大部分連夥食補助費也不要。這就是中國青年由愛國主義導引出的無私奉獻精神。
在亞運會期間，輸電進京的北京至山西、河北的每條高壓輸電線的鐵架塔基下，都有當地青年日夜守護，吃住不離，確保亞運會用電安全。這是一般人很難想象得到的。在全國各地，像這樣以各種形式為亞運作貢獻的何止千千萬萬？
青年的奉獻精神是廣泛的，自覺的。亞運會期間，有位日本記者半夜12點從“梅地亞”新聞中心出來，要回亞運村，但已沒有車了。正巧趕上一位下夜班的青年工人騎自行車路過。日本記者向這位工人說明情況，這位工人果斷地說：“如果你不嫌棄，就坐我這‘二等’，我給你送回去。”這位日本記者果然這樣坐自行車回到亞運村。在東四附近的一個小書攤前，一位長者拿起一本通常賣高價的書問道：“這書是否按定價賣？”攤主竟急了：“現在都在迎亞運，別小看我們，不會賣高價的！”聽著十分動情。這些奉獻不是有所圖，而是無私的，自覺的。
這種奉獻精神，使人們感到了雷鋒又以不可抹煞的價值回到青年之中。這種奉獻的精神，大大改善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在高尚的精神狀況之中，人們又普遍看到了民族振興的希望。
事實證明，民心是可喚的，青年是可以信賴的。青年潛在的愛國、奉獻的極大熱情是可以調動的。先進青年的帶頭作用，使一般的大學生青年也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由觀望到讚譽，二是由被動參與到主動參與。舉辦亞運會，是青年滿意、高興的事，是容易使青年產生曆史和現實責任感相結合的事，同時也為青年提供了一次參與偉大事業實踐的具體的機會，這就使青年的激情與理性達到了較好的結合，而青年通過舉起愛國和奉獻兩麵高尚旗幟的行動，不但理順了一般青年的內心平衡，而且疏通了青年與社會的關係，融洽了學生與政府的關係。反轉過來，青年的行為功績又扭轉了社會對青年本質主流的認識。
青年所表現的亞運精神，使很多人為之一驚。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講了有10個“沒想到”，總之沒想到青年幹得這麽好。北京團市委副書記周英也說有5個“沒想到”：“沒想到青年自覺地做到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沒想到亞運交通崗的青年得到社會如此信任……誰要是再說我們的青年素質不高，請他到亞運交通崗看一看。”（《亞運先鋒》，第158頁）從社會角度看，過去對青年觀察的著眼點有偏頗：對青年主體部分看少了，對問題部分看多了；對廣大青年潛在的主導思潮看輕了，對喧囂於潮流表麵的浮沫看重了。亞運精神的出現，使全社會看清了中國青年的本質和主流。
2.正本清源的反思
由於思想教育的一度失誤，社會輿論導向的一度混亂，青年中交織了各色複雜的思想影響。1989年東歐劇變，又給中國青年的思想帶來一些更為複雜的問題。鑒於這種現實，全國自1989年冬季開展了關於社會主義若幹問題的學習、教育活動。與此相配合，農村普遍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青年職工開展了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國情教育的“雙基培訓”。這就是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下半年的空前廣泛的青年思想教育活動。
為了與全國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相配合，黨的組織在基層單位的作用增強了，共青團、政治思想工作機構也增強了，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有了新的發展。為了與全國的社會主義教育相配合，新聞傳播媒介堅持正確的導向，總之，在環境上糾正了教育失誤。青年也進行著正本清源的反思。這種反思在理智的環境中進行，效果良好。青年的反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能夠發展中國。
反映青年這個思考的成果的，是一位留美的青年學生聞迪的一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這篇文章指出：“中國需要建設性的、理性的、沉穩現實的、精明全麵的思想和行動，我們亟須減少破壞性的、膚淺的、浮躁浪漫的、輕率片麵的臆斷和盲動。中國經曆的大動亂已經太多，中國不需要一場新的大動亂。這應當是每一個愛國者從當前的反思中所達到一個最重要的共識。”作者指出了“中國人在過去的40年中走完了英國人花了100年稍多的時間走過的路。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人口上億的發展中國家中，中國的發展速度是最快的”。作者還指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朝一夕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也是一個過程”。“毫無疑問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它已經給中國帶來了獨立、統一、穩定和初步繁榮。它完全有可能使中國在今後的三四十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幾個國家之一。”（《人民日報》1990年1月15日、16日、18日、19日）這位學生用清新的筆觸，有理有據地論述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性。這在當時，無疑是代表有責任感的青年的時代強音。
在青年職工的“雙基教育”中，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學到了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現實的能力，熱情投入社會主義問題的學習和研討之中，信念更為堅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青春年華”節目，播出的某部研究所青年知識分子和青年科研人員積極參與“雙基教育”的情況十分感人。一位研究生畢業的青年科研人員說：“這次教育活動學會了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現實社會現象，科學、發展、曆史地看問題。資本主義製度產生之初其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製度的完善程度不如封建主義製度，這不能說資本主義不如封建主義。也應用同樣的觀點認識社會主義。農民在新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中確實富了、發展了。隻聽說農民罵基層不稱職的幹部，沒聽說過農民罵社會主義、罵共產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青春年華”節目，1992年6月19日播出）一位研究生畢業的年輕的科研人員描述了他們參加的“雙基教育”班的聽專題報告的情景：“一位老師講‘中國告別貧困的曆程’，連續講了3個小時，沒有一個人離場，大家都認真記筆記，大都密密麻麻記了十幾頁。聽著這生動的報告，大家一會捧腹大笑，一會點頭稱讚，真是口服心服。有一期學員們沒有請到這位老師，隻好看他的講話錄像，效果一點也不差，還是沒有人離場，認真記筆記，聽得津津有味。大家在總結時，都提到了這個報告。看來我們並不是不要正麵教育，而是能接受正麵教育，關鍵要看怎麽搞。”（同上出處，根據電台錄音整理）由此可見，青年們在“雙基教育”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教育。他們是有很深的感情投入的，對問題的理解也比以往深刻多了。
第二，愛國主義的凝聚力更大了。
在1989年風波之後，隨著西方敵對勢力製裁中國，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文化壓力，中國青年更加自覺地張揚起愛國主義的旗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加堅定。輿論界也充分報道了廣大青年群眾的愛國情緒，青年的愛國主義熱情更高了。
不少青年唾棄《河殤》宣揚的民族虛無主義，在報刊上撰文批評其謬誤。
更多的人卻立足本職，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北京理工大學一位由中德聯合培養的博士生謝絕了德方給予的優厚待遇，1989年如期回國。他說：“我為什麽看不起自己國家的學位呢？作為中國人，走出國門才更深地體驗到國家的強盛是多麽重要。”“我們中國的事還是要中國人自己幹。”（《北京日報》1990年1月4日）該校最具出國進修資格的一位青年副教授馮順山，放棄了幾次來到眼前的出國機會，別人問他為什麽不出國而在國內建立世界銀行貸款的A級實驗室，他回答說：“你看我走得開嗎？”“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已經可以主持一方麵的工作了，就應該全力以赴。”（《北京日報》1990年1月4日）愛國心、事業心、責任心全包含在這樸實的話語中。從德國回國的匡鏡明也說了類似的話：“我走不開。現在得全力以赴地幹。”“我當副主任這兩個月，科研、備課全是在晚上幹，白天全搞管理工作，可我不能推辭，不能全為自己，得做些奉獻。學校裏這樣做奉獻的人不少，從校長到最年輕的副教授，沒有這些人，事業沒法搞。”（《北京日報》1990年1月4日）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的馮長根的話更是字字千鈞，令人深思：“我是從國家投資辦學中取得了成才優勢的。對我來說，用知識報效祖國是天經地義的。”北京理工大學這幾位青年高級人才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為了我國盡快地富強起來，自覺地作出了許多奉獻和犧牲。他們代表了當代青年愛國主義的主流。
社會科學界和文化藝術界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也出現了愛國主義的複歸趨勢。
在風波剛剛過後，學者何新出版了他醞釀了15年的一部巨著：《東方的複興——中國現代化命題與前途》（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部書的主旨用一句話來概括，包含在作者的書前題詞裏：“我一切學術活動的最高宗旨，就是為我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作者希望“重新高度團結和凝聚起來，高揚中華民族的精神，發憤圖強，一一克服麵臨的一切危機和困難，致力於在本世紀末到下世紀前期全麵實現國家現代化，從而作為一種主導力量參與東方文明群體的複興。”（《東方的複興》，第28頁）想不到何新這種愛國主義傾向竟然招來了莫須有的罪名。對於某些人來說，宣傳和伸張愛國主義，似乎也帶有不可饒恕的“刺激”，似乎隻有自暴自棄的敗家情緒才是最順口味的。但這畢竟是被絕大多數民眾看出真麵目的、日趨沒落的東西了。這種萎縮中的虛無情緒，為更多的人所不齒。青年評論家石中，公開聲明自己為何新辯護的文章其宗旨與何新一樣：“為我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人民日報》1990年12月2日）他申明“我讚同愛國主義者，不讚同那些民族取消主義者。”“不少人對於某些人的偏頗可以理解，從字縫裏看出他的‘愛國主義’來，對何新卻不行。……這已遠遠超出意識形態之爭了。長此以往，我們的下一代大概又要鬧救亡了。”（《人民日報》1990年12月2日）這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經曆一場動亂之後的肺腑之言。《人民日報》能夠大篇幅地刊登這類文章，這是巨大代價換來的愛國主義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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